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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对象的探寻


□ 李 旭

  评《美学与哲学》
  
  苏轼《琴诗》有句云: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箧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轼这个人多的是怪才,所以也爱提这一类的怪问题。按照海德格尔,追问“一件东西从何而来”,也就是追问“这件东西是什么”,即它的“本质”(见《艺术作品的本源与物性》);所以要回答“优美的琴声(音乐)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回答“琴声(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是回答柏拉图“美是什么”和杜夫海纳“审美对象”何在这样的问题。可见我们这位怪才的这一怪问题,实际上是古今中外智者哲人们所关心、追寻的一个大问题。
  问题既怪且大,所以就不好回答。本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干脆认定这类问题不能回答——这是“不可说的”或“应当保持沉默的”东西。可是也是本世纪少数几个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的现象学却打定主意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回答。胡塞尔亮出口号“回到事物本身”,并且发明了一套方法来说这“不可说的”“事物本身”,这就为解决上述既大且怪的那个美学问题奠定了基础。所以许多人说“在现象学方法的一种主要手段和审美经验的一种主要特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只要把现象学方法运用于审美现象,就可以获得成功”(爱德华·S·凯西语);“‘存在现象学’在艺术被进一步说成是‘真正存在’这个中心概念中,为存在主义的艺术哲学提供了可能性”(M·C·比尔兹利语)。
  但是这个工作的进程是十分缓慢的。一九一三年,莫里茨·盖格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一卷上,发表《对审美欣赏现象学的贡献》一文,运用“本质直观”等方法,希图不借助生理根源和心理机能的参照,把“所有审美欣赏的共同特征”区分开来。但是他的草创缺乏系统,也未带来多大的实际成果。十八年后(一九一三),罗曼·英加登发表了《文学的艺术作品》,继尼古拉依·哈特曼之后运用“层次”方法,发明了“结构本体论”(《不列颠百科全书》语)。他集中致力于用现象学进行艺术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他的这一成就甚至对未来与现象学势不两立的美国“新批评”发生了巨大影响(参见凯西《审美经验现象学》英译本前言第一节及韦勒克等《文学理论》158—159、164—165页)。但是他的论题过多集中于艺术,因而在理论上缺乏一种明确的哲学一般性(凯西语)。又过了二十二年(一九五三),杜夫海纳发表了与英加登的巨著齐名的《审美经验现象学》。与前者相比,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树立了在哲学一般性的高度上沟通现象学与审美现象两大领域的自觉意识,致力于揭示现象学原理与审美原理的根本类似性、邻近性,从而建立起现象学的“美的哲学”。
  那么,上述“既怪且大”的问题,经过现象学美学两三代人的努力,在杜夫海纳手里被解决了吗?尚难定论。因为最深刻、最普遍的一些人类基本问题是不可能有终极答案和最后解决的,杜夫海纳自己也明确指出:“历史否认一种传统可以象掌握垄断权那样掌握美的奥秘”(《美学与哲学》第13页,以下只注页码)。但是可以肯定,杜夫海纳把那个“不可说的”问题很深很透地说了一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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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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