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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三国演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沈伯俊 金文京

编者按:《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深受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喜爱。为此,本刊特约请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旅日韩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金文京教授,就中国和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进行对话,总结成绩,指出问题,展望前景,以期推动今后的研究,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沈伯俊,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三国演义辞典》、《校理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评点本、《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图说三国》、《沈伯俊说三国》等。
金文京,1952年生于东京,韩国国籍,1979年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中文系博士课程修了。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花关索传研究》、《三国演义的世界》、《三国志的世界》等。

沈伯俊:金文京教授,在中国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大概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感兴趣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日两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也有了新的面貌。我想和您共同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并对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金文京:很高兴有机会同沈教授一起进行回顾和展望。《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成书以后,很快传播到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近邻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对其内容的熟悉程度,比之中国,可谓毫不逊色。早在元代,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所编的汉语会话课本《老乞大》中就有当时高丽商人在大都(今北京)的书店买到《三国志平话》的记载,这是有关《三国志平话》最早的文献纪录。而在日本,1689—1692年之间出版的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的两位和尚义辙、月堂的合名)所译《通俗三国志》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本,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普及产生了极大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学者都很重视《三国演义》研究。因此,日、中两国学者就此进行交流,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沈伯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绩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大约14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5部)的二十八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0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135篇)的十五倍。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五年来,总共举行了十七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五次专题研讨会,两次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金文京:日本目前保存了元代两种不同的《三国志平话》版本以及明代《三国演义》的几种版本(在中国大都已失传),这些宝贵资料,无疑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日本学者对《三国演义》各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诸多成果,可供中国学者参考。只因国情不同等种种因素,日本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方向、兴趣所在都与中国学者有所差别,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需要两国学者之间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这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应该是有益处的。
沈伯俊:二十五年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有下列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这个问题,以往研究不多。80年代以来,人们对罗贯中的籍贯、交游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主要围绕其籍贯问题的“东原”、“太原”两说展开争鸣。持“东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沈伯俊的《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持“太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李修生的《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孟繁仁的《〈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刘世德的《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等。在两种观点的碰撞中,刘颖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提出,《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参见拙作《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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