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困守象牙塔


□ 阎光才

  二十多年前,索尔·贝娄这位文学大师,在为右翼保守主义一代宗师艾伦·布鲁姆的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作序时说道:在一个为公众意见所主导的社会中,大学应该是一个允许所有观点的探究不受任何限制的精神自由岛屿,如果它的角色仅限于“积极的”社会参与,这座岛屿就会为社会“问题”的逆流所沦陷。在此,贝娄的社会“问题”,涵盖布鲁姆所抨击的带有实证主义取向的学院专家所关心的社会决策和技术问题,更指向了引发校园内文化战争的激进左派所穷究不舍的种族、社会性别、阶层和大众文化等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纠缠着怀旧和浪漫情结的保守主义倾向开始抬头的美国社会,贝娄为他的小说《赫索格》(Herzog)中主人公(大学教授)的人生和婚姻悲剧找到了出处:高等教育甚至不能为一个人的平凡生活(包括情欲、女人和琐碎家事等,以至于为妻女所弃)提供指导,对于一个充满困惑的人它竟然是如此地软弱无力!(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1987,Simon & Schuster,Inc.)
  贝娄的感慨和布鲁姆的抨击,有如一曲对当代大学传统理想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沦落哀婉迂曲但又不乏激愤的挽歌。它的确勾动了八十年代备感失落的美国大众的心弦,因而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鲁姆这本实在谈不上通俗易懂的书之所以能够长居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便为佐证。但是,他们把大学作为精神岛屿的陷落,完全归咎于大学内部的激进左派恐怕有失公允,或者说至少没有真正触及当代大学的膏肓之疾。倒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慧眼辨疾,言言中的,字字惊人。如他认为,真实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现代大学内部的“学术水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院体制。“学术水准”促成了大学内部知识的专业化,而正是专业化的学院体制所规训的现代大学中的专业人士或专家身份,使得保守派关于大学作为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堡垒的神圣性陷入危机。“学术水准”又使得原本作为社会良知、有强烈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关怀精神的激进左派,成为把玩艰涩深奥概念、远离公众的学究,甚至成为深谙市场运作和“产品”包装的“学术资产阶级”(《最后的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雅各比给现代学院人特别是左派贴上的“学究”、“学术资产阶级”标签,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到横竖不舒服,尤其对一向自奉坚守底层关怀和行动取向立场的激进左派而言。罗蒂赋予这一左派以“学院或文化左派”称谓,他讥讽其“从行动主义立场撤退到了只搞理论的旁观立场”(《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美国左派思想》,罗蒂著,黄宗英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六年版)。在此,我们姑且抛开这场左与右以及自由左派与学院左派间口水之战中的观点纷争,而是要分析一下“学术水准”和“学院体制”与学院左派的理论偏好间,究竟存在什么关联。
  首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左派在美国主流社会乃至大众社会中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一背景因素,否则,我们就很难想象在所谓自由和民主的美利坚土地上,曾上演了“麦卡锡主义”这一荒唐丑剧;其次,学院体制中的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尽管依旧具有一定的独立批判意识,但在整体上,他们毕竟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属于温和的自由派,他们与技术知识分子构成了属于古德纳(Alvin Gouldner)所谓的“不论文化资本”、不相信“人人都平等”社会秩序的新阶级—— 一个庞大的阵营(《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艾尔文·古德纳著,顾晓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正是有着这样特殊的美国社会背景和校园政治氛围,事实上,如保守派所谓美国大学校园已经为激进分子主导的言论,不过是一种危言耸听,或者是一种对自身在大学中颇感落魄的情绪的宣泄而已。
  如此一个独特的校园政治版图,显然,让那些真正倾向于社会运动的激进学者的处境不会太好。在美国大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经典性的案例足以佐证这一点。一九○○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 Ross),一位政治活动家,因为他“左”的立场,他“针对自由银币、禁止东方移民、公共设施的市政所有以及有关南太平洋铁路的公共监督的运动”,迫于斯坦福夫人的压力,乔丹校长不得不解雇了他。该事件轰动美国学术界,甚至引起了斯坦福校园内著名学者的抗议活动(《规则的动态演变》,詹姆斯·马奇等著,童根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有着耶鲁和哈佛名校背景的鲍尔斯(Samuel Bowles),曾受聘于哈佛大学,但因为他的左派背景,特别是他反越战的行为,以及与激进经济学家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合作关系,其学术晋升一度受阻,后来因为拒绝“忠诚”宣誓被哈佛解雇,随后在赢得官司后拒绝接受哈佛终身教职而出走马萨诸塞大学。激进左派的教育学者托里斯(Carlos Alberto Torres)提到,在美国批判教育学领域,许多学者的学术晋升历尽磨难,这是一个学术思想和产出极为突出的少数学术精英群体,但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流行的“publish-or-perish”(要么发表,要么出局)晋升潜规则往往对他们却一点不灵光(Carlos Alberto Torres:Education,Power,and Personal Biography—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ion,1998,Routledge)。如著名的激进教育学者吉鲁(Henry A. Giroux)学术产出丰厚,但未能在波士顿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分享:
 

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木兰百花园”
摘自:读书 2009年第06期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