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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守象牙塔


□ 阎光才

  二十多年前,索尔·贝娄这位文学大师,在为右翼保守主义一代宗师艾伦·布鲁姆的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作序时说道:在一个为公众意见所主导的社会中,大学应该是一个允许所有观点的探究不受任何限制的精神自由岛屿,如果它的角色仅限于“积极的”社会参与,这座岛屿就会为社会“问题”的逆流所沦陷。在此,贝娄的社会“问题”,涵盖布鲁姆所抨击的带有实证主义取向的学院专家所关心的社会决策和技术问题,更指向了引发校园内文化战争的激进左派所穷究不舍的种族、社会性别、阶层和大众文化等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纠缠着怀旧和浪漫情结的保守主义倾向开始抬头的美国社会,贝娄为他的小说《赫索格》(Herzog)中主人公(大学教授)的人生和婚姻悲剧找到了出处:高等教育甚至不能为一个人的平凡生活(包括情欲、女人和琐碎家事等,以至于为妻女所弃)提供指导,对于一个充满困惑的人它竟然是如此地软弱无力!(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1987,Simon & Schuster,Inc.)
  贝娄的感慨和布鲁姆的抨击,有如一曲对当代大学传统理想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沦落哀婉迂曲但又不乏激愤的挽歌。它的确勾动了八十年代备感失落的美国大众的心弦,因而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鲁姆这本实在谈不上通俗易懂的书之所以能够长居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便为佐证。但是,他们把大学作为精神岛屿的陷落,完全归咎于大学内部的激进左派恐怕有失公允,或者说至少没有真正触及当代大学的膏肓之疾。倒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慧眼辨疾,言言中的,字字惊人。如他认为,真实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现代大学内部的“学术水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院体制。“学术水准”促成了大学内部知识的专业化,而正是专业化的学院体制所规训的现代大学中的专业人士或专家身份,使得保守派关于大学作为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堡垒的神圣性陷入危机。“学术水准”又使得原本作为社会良知、有强烈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关怀精神的激进左派,成为把玩艰涩深奥概念、远离公众的学究,甚至成为深谙市场运作和“产品”包装的“学术资产阶级”(《最后的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雅各比给现代学院人特别是左派贴上的“学究”、“学术资产阶级”标签,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到横竖不舒服,尤其对一向自奉坚守底层关怀和行动取向立场的激进左派而言。罗蒂赋予这一左派以“学院或文化左派”称谓,他讥讽其“从行动主义立场撤退到了只搞理论的旁观立场”(《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美国左派思想》,罗蒂著,黄宗英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六年版)。在此,我们姑且抛开这场左与右以及自由左派与学院左派间口水之战中的观点纷争,而是要分析一下“学术水准”和“学院体制”与学院左派的理论偏好间,究竟存在什么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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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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