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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萨顿的魔笛


□ 纪志刚

  一个阴暗的下午,在佛罗伦萨城外的山路上,一位男子踽踽独行。湿冷的山风掀起了他的衣襟,却难以平息他内心翻腾的激情。正是在这片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上,他要表达自己的信念,他要把自己奉献给一个伟大的使命:新人文主义。
  他就是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他的这番“信念”表达在一九二○年新一卷《爱西斯》(ISIS)的“前言”——“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中。
  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立下自己的宏伟志愿,自然有其历史的深意。二十世纪之初,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向世界展示出她那不可抗拒的统治力量,而傲慢的传统知识分子对这一新兴力量似乎无动于衷,不屑一顾。萨顿敏锐地感受到这两种阵营潜在的对立:“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由于双方的不宽容和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这一事实,这种分歧只能加深。”这是萨顿在一次题为“科学史和文明史”(一九三○)演讲中流露的担忧,当然,他也为弥合两者的裂缝指出了途径:
  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为了前进,为了迎接新时代——一个新人文主义的时代——的曙光,二者同样是我们所需要的。
  萨顿对科学史的兴趣萌生于他的学生时代,一九一○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几乎可以肯定,我要将我一生大部分献身于‘自然哲学’的研究上。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从这种观点来看,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热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实际上,这种历史不正是关于人类的伟大以及弱点的演化的历史吗?”
  萨顿一生工作勤奋,掌握了十四种语言(包括汉语、阿拉伯语),写了十五部专著,三百四十篇论文和札记,编辑了七十九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其中包含了对将近十万种文献的简要分析。
  萨顿的重要业绩在于他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确立了科学史作为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查清了已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努力调动这些资源为学术的目的服务;努力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一般性的综述、高级的专著以及教学手册。正因如此,人们将萨顿称为“科学史之父”,赞誉他“是科学史的献身者”,“是不畏险阻的创业者,是脚踏实地的组织者,是热情洋溢的宣传教育家,是皓首穷经的历史科学家”。
  萨顿献身科学史事业是基于他感受到科学史包蕴了巨大的人文关怀,而这一点正是传统的人文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在萨顿感染下,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综合性科学史著作,如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一九四六年出版,一九七五年重译),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一九八五年出版),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译本一九八七年出版)。丹皮尔在其书原序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科学的巨大宏伟的大厦,或许是人类心灵的最伟大的胜利”,这正是“萨顿式”科学史观的鲜明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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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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