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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秦始皇形象批评


□ 徐 甡民

中国特别漫长的几千年帝王政治和宫廷故事,经过时间的筛选和浓缩,积淀成历史的经验和思想的果实,同时也成为艺术取材的丰富库藏。而历史题材在戏剧性构思和规避政治风险方面的灵活性,又构成了近年来影视剧中帝王热的内在原因之一。但是,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除了一些因百无禁忌的“戏说”而不再具有历史的意味之外,以怎样的思想观念和历史态度去演绎帝王故事,终究会在根本上决定一部历史题材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某些作品因为思想型号的接口错误,导致了内存的损伤;而它们对历史的重大误读,自然也就引起了人们的质疑。而就这种错谬而言,电影《英雄》、《秦颂》、《荆轲刺秦王》对秦王嬴政的不约而同的选择,以及不同程度地以所谓历史的评判于银幕之上高歌秦始皇,则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和构成了相当影响的现象。

《英雄》的概念性造型

由于既定的“天下”主题,以及作为次要角色的相对简单化的叙事,影片《英雄》中的秦始皇就相当纯粹地成了一位忧国忧民、胸怀天下和具有伟大人格的帝王。对于秦始皇“四海一,六合毕”的伟业功绩,确应给予历史的定评。千百年来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和同一性的生产方式,以及分散的社会结构,把农民的物质生产力与精神需求都限制在了一个低水平上。而农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乃是由必然的兼并而导致规模化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于是在春秋之世,齐吞并了30个小国及一些部落;楚灭掉40余国和一些部落;晋灭掉20余国,征服40余国;秦灭掉20余国。而在这种兼并过程中,社会的生产力就在整合中发挥了规模效应。与此同时,集权形态的官僚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共同体之父”也就越趋完备。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要求中,秦国完成了国家的一统。
然而,同样是在历史的评判下,暴虐天下,强征暴敛,钳制民声,损毁民力等等,却又并非历史所必然。正是秦始皇的残暴性情、滥杀无辜、焚书坑儒等等,构成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而秦始皇嬴政作为苛政暴秦和专制主义的一个象征,也已经是相当牢固并且是符号化地镌刻在了历史之中。
其实就历史的要求和秦始皇主体自觉之间的关系,一些古人的看法是更为精确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也就是说,“私天下”才是嬴政个人精神人格最真实的出发点,当然,秦始皇的“私天下”,的确又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成为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然而对于数千年来封建王朝的这种“私天下”的情形,梁启超又抨击道;“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中国积弱溯源论〉)也因此,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把秦代以来的专制君主都斥之为“大盗窃国者”。
艺术名义下的历史言说,既被赋予了主观创作的空间,又都处于历史和现实的集体观照之中;因此它们既是相对自由的,同时也是特别需要慎重的。在民主化和民本思想的潮流业已成为社会发展及其现代性的最本质内涵的时候,为了某种抽象的历史概念及其不无偏颇的作品主题,《英雄》对嬴政的精神人格进行了重新的编码和附会,从而抹去了秦始皇作为专制暴政的历史镜鉴和象征意味,这就很值得商榷了。
《英雄》开机一个月后,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张艺谋由此联想到《英雄》的现实意义:‘我自己认为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战争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在拍着电影就发生‘9·11’这种事件,这样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敌意,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斗争不知道哪一年会结束。我们由此就讨论到中国武功的概念,讨论到一个侠客,他是不是只要武艺高强就可以了。差不多也是借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一个现实意义’。”(《信息时报》2002年12月16日)“9·11”事件显然与《英雄》形成了某种思想的触发,然而遗憾的是,在张艺谋以“和解”与“和平”的意念,通过《英雄》的叙事表达对人类社会的某种终极性思考的时候,它们还是失之于穿凿和牵强了。
世界恐怖主义及其反恐斗争,其本质的形态,是某些原教旨主义与市场经济、民主价值及其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反恐行动的一个基本主题,的确是要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但是恐怖主义同样也是在竭力追求某种极端教义之下的社会“安定”与“秩序”。而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基本维系的是一个现代社会体制,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征服、专制及其强迫皈依的理念之上。历史上的秦始皇固然建立了天下秩序,但是秦始皇恰恰又是以强烈的帝王意志和残暴的国家机器,并且是以象征性以至是符号化的专制暴政来实现其强权统治的。如果秦始皇的这种稳定、秩序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中具有合理性,那么它们在当代世界就显然是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也不再具备比照价值。如果因为适逢“9·11”事件,而将某种对于秩序和稳定的要求,与秦始皇的“天下”形成某种比附与联想,那么它合理推导和具有普遍价值的结论,就不是暴政统治下的秩序与服膺,而恰恰应该是无名等刺客的“替天行道”了。而这样一种悖论性的立意,其所应和的,甚至反而可能会是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至是思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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