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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乡土题材电视电影


□ 汪 鹂


作为寓言的和作为故事的
乡土题材

无论在电影还是电视中,乡土题材始终处于创作人的关怀视野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骨子里根深蒂固有着的小农意识和乡土习俗没有真正消除。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村这一特殊的环境以及生活在其间的特殊群体给人以极大的想像和创作空间。因此,尽管乡土题材的片子没有真正深入到农民中间,却依然能够在城市里受到悲悯眼睛的关注,人们会像看大戏一样去欣赏那一群截然不同的灵魂的生活状态,同时又会在那种所谓的贫穷、落后以及不可思议的愚昧中间,发现自己的劣根性和人类共通的顽症。
一般而言在电影中,有关乡土题材的电影都带上神秘的寓言性质,或是乡土文化的诗意表达。在电影人的眼里,有关乡村的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无法近距离窥视的光环,尽管银幕上会呈现一个看上去逼真的农村,逼真到用一些真实的人物去表演,但是在这些真实的背后,导演显然不可能跳出他自己对于乡土文化的符号阐释和理性想像,不管是对于酒神精神的膜拜,还是对于人性本身的质问,或是田园诗话的向往,电影中这种对于寓意的考证无处不在。这也正是电影在人类精神层面的一种超越功利的美学特征。它是超验的,非日常化的寓言诗。
而乡土题材到了电视中,则很快转换成引人入胜的日常故事。浓郁的生活气息,本色的演员表演,可信的情节安排,生动的日常语言,大都取材于东北或西北农村,语言质朴,有民间特色,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它不去探究深沉的哲学人生问题,它只是述说着一个个故事,满足大众对于乡土世界的好奇和关怀,在家长里短或嬉笑怒骂的情节叙事中感知他人的生活,在人类共通的经验领域中,体味和理解那些处于弱势的人群在面临困境时的情绪状态以及他们之间产生的摩擦。它是日常的,茶余饭后的谈资。
至于处在这两者之间的电视电影,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两者的特性。它一方面无法逃脱电影对于人类精神层面的考问,无法像电视剧那样没完没了地揉捏故事,它是简洁畅快的,同时讲究叙事的审美性,一切以电影的艺术观念作为指导。另一方面,它却又跳不出大众文化的怪圈,毕竟观众掌握着遥控器,过于艺术化的深沉反而会不讨好。因此,电视电影最需要把握好这个“度”的问题。乡土题材相对来说,虽然所占分量不是很重,不过也不乏一些优秀作品,如《公鸡打鸣母鸡下蛋》、 《法官老张轶事》、 《老油坊》、 《黄河行歌》等等,都是既有一个好故事,又能深刻反映农村生存现状,直逼人性深处的好作品。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一类题材的电视电影。

走不出的伦理道德,悲天悯人的深情凝视

中国社会从1978年开始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到了90年代,中心价值发生动摇,人们开始面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这个时候,对一个国家来说,在社会转型期的动荡飘摇中,维持住一个稳定的中心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而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将维系价值失落的巨大人群,并迅速化解价值失范的焦虑,提供及时的价值系统。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在被全球化冲击了并不断被解构的价值观念四处蔓延的时代,国家始终在影视方面保持着清醒的引导,利用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观来重塑乡土文化的田园幻觉,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强制性地左右着影视创作者的观念。因此,对于乡土题材的电视电影来说,有时候会误入一个怪圈,就是一谈起农村问题,习惯性地用伦理道德的眼睛去审视,叙事安排也走不出苦情戏甚至影戏的模式,一板一眼的斗争对抗,最后总是受人怜悯的那一方得到了安慰或者救赎,而其间通过个人力量解决不了的问题,通常会有一个救助者(政府或者爱情)及时出现,结尾总是希望无限。例如在《燕赵秋歌》中,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在一心想要为贫苦的村民办实事的主人公王立勤和村里放高利贷者王福成的阻挠之中。两人联手办了农民协会,王立勤的目的是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增产不增收”的局面,王福成却是为了能够让村民们有钱偿还欠自己的高利贷。当这个矛盾爆发出来,代表正义一方的王立勤明显处于弱势,无计可施的时候,政府的救助及时出现,给没钱买种子的农民提供了小额贷款,这样王福成的高利贷梦就算结束了,农民协会重新开张,曾经深受高利贷之苦的贫困农民终于翻身得解放。整个片子在情节叙事的安排上中规中矩,主人公是个“苦大仇深”的农村孩子,考上政府公务员却被人暗中挤掉,为此愤而打人被罚坐两年牢,回来后又因为“增产不增收”的经济窘迫问题眼睁睁看到大哥没钱治病而死,这些积怨无形中促成了主人公一心想要讨回正义,替农民改变贫穷现状的决心,这样的安排完全是符合观众心中伦理道德的期望,而不至对一个农民有这样的觉悟产生突兀的怀疑。叙事中还有一条爱情副线,王福成的女儿小麦,痴心于王立勤,爱上仇人的女儿这种模式很常见,一般而言,都是在某些关键时刻,利用了爱情的关系,使冲突得到缓解,但同时又因为仇人的关系,使爱情产生种种误解,但是和主要矛盾一样,到最后,都是误解消除,皆大欢喜。《黄河行歌》中,爱情在全片的作用上升到帮助主人公完成了灵魂救赎,杀人犯躲避到乡村,每日忍受着内心的挣扎,但是始终没有勇气自首,直到爱情的美好给了他无限的勇气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于是完成了自我的救赎,爱情在其间的救助功能也显得合情合理。在《鱼水情深》中,一开始就以一个正义的主人公某县委书记对农村的关怀姿态出现的,在他的努力下,一个原先无人间津的贫困偏远山村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关怀。全片含着强烈的正义精神,不断以村民的淳朴善良来反衬乡政府干部的工作失职。而曾经受过村民恩惠的县委书记始终不忘旧情,他的努力终于唤醒了那一群工作失职的干部。贫困山区得到了救助,主人公却因病逝世,典型的英雄主义模式。道德情感在其中充溢了每个角落,观众一开始就被牵扯在善良的弱者得不到关怀的道德谴责里,而救助他们的主人公又面临着重重困难,最后克服千难万险终于成功。这里的叙事中安排了很多插叙,多半是县委书记回忆自己从前如何受到村民恩惠,如今他要报恩,虽然这样的安排符合人之常情,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想,假如这些村民是愚昧自私,并且不曾给过恩惠的,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人愿意去救助他们了呢?影片完全以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讲的还是老一套的知恩图报,善有善报,你是正义善良的,所以你会得到救助。否则救助就显得不符合常理,也与观众的道德评判相出入。这样的安排显然还是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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