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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协商民主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


  文 荣启涵

  近年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背后,可能存在一个“诱发链”。堵不如疏,协商民主作为现代民主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失为从根源消解矛盾,避免冲突的优先之选。

  28万件,这是2007年1~9月“12369”环保热线接到的环保投诉的数量。2007年至今,中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保持了年均30%左右的增长率。从2005年浙江东阳画水镇“4-10”事件到2009年的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风翔血铅事件、湖南武冈儿童血铅事件、福建泉州暴力抗污事件,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加重了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一些社会矛盾正在升级。同时,公众维权意识也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抗环境污染和权利侵害。然而当没有一个顺畅的沟通渠道时,维护合法权益的诉求常常借群体性事件表达出来,希望以引起政府重视和媒体关注的方式讨说法,寻出路。

  解剖环境群体性事件

  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害了民众的环境权、生存权,民众必定采取行动维护自身应有权益。

  环境问题的侵害对象往往是弱势群体。正常的模式通常是先谈判,谈判无果则请政府相关部门解决,找行政手段帮忙。当问题仍得不到处理时,就走入司法路径。当司法手段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剩下的就是上访了。然而,且不说上访本身困难重重,就是上访成功,也未必就能实现对自身权益的救济。

  当所有制度化的途径都走不通,受害者又无力制止侵害行为时,方式过激的集体自我救助行为——集体事件就会自然出现。

  从利益损害到寻求补偿未果,再到发生群体性事件,还有许多推动因素。现代社会网络技术传播信息之快捷、鼓动能力之强大,公民环境意识的提升,自我权利意识的增强,因共同利益受损而形成的集体意识等,都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助燃剂”。

  环境问题其实也是政治问题,环境与社会公平、公共管理、法制建设等都存在联系。当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出现变动席,相应的利益格局也在不断调整。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有着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多种角色的影子。

  民众常常处在信息和权力贫乏的层面,很难干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走向。环境问题关系生存和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理应把民众、企业等多方的意见纳入其中。然而,我国现阶段环境政策的制定,鲜有如此举动,民众在环境管理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还很少得到尊重和保障。这极易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纠纷和冲突,一旦这种纠纷和冲突没有合适的消解渠道,民众累积的不满情绪就会以更强的形式爆发出来。

  “价值冲突是环境政治的核心”。虽然生态文明理念正日益被提到新的高度,但不少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和政绩考核方式不能同时修正,使许多保护环境的好规划成为空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为了吸引大规模的投资,为了扩大生产带动经济发展,许多地方刻意放松环保标准,削弱甚至阻挠环保监察执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一些污染企业堂而皇之地标榜自己是当地环保先进单位,从中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和企业间隐性的互利关系。地方政府对经济的重视和对环境的有意忽视使他们不断做出有利于企业的行为,对民众的环境权和生存权则漠然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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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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