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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 胡景敏

巴金先生的离去确实可以称得上当今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大众传媒以它特有的敏感为其定性:“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辞世使这一时段的文学真正成为历史,接下来,合逻辑的推导应该是:巴金的文学史地位从此可以有一个最后的论定。但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答案也不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称号、一个“文学大师”的头衔、一个“文学史座次”的排定那么显而易见。《随想录》引发的轰动效应消退后,疾病缠身的巴金逐渐被社会淡忘了;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又猛然记起他,感到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又无法说清楚;同样,我们都知道巴金有其文学史意义,但仍要追问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地位才更合适呢;大众传媒的说法也在遭遇这样的尴尬:巴金真的结束了一个时代吗?他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该不该结束呢?
实际上,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我以为作家生前引发的只可能是短时段的轰动,而在其身后才是较长时段的对其历史意义的释放、发现过程。但是这种对作家历史地位的身后论定与作家生前的自我期待往往存在着错位,错位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自我期待与阐释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文化巨人不会不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存在有否表白或表白隐显的差别。当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完成后,曾向部分作家征求意见,郭沫若就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书稿对他的评价低了(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266页)。在《随想录》第五十六则《“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巴金也曾写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这句话首先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意识,也就是写作要对历史负责;其次是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当然作品是作家进入历史的通道,所以它所强调的也是作者对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巴金对自己进入历史方式的选择集中体现在他对《随想录》的自我期待中。
巴金提笔写作《随想录》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但是当他进入写作过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随时随地随想的随意书写的局限,首先,他的生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老和死亡,他感到来日无多,与其为零碎散漫的写作耗费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拼尽最后一口气完成一部写作生涯的压卷作;其次,紧相伴随的疾病和死亡对巴金的身心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如上文所述,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后人如何评说成为他无法回避、念念在兹而且是极为紧迫的问题。再次,如果把一九四九年前巴金的人生和写作道路比喻为“正数”,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的人生和写作道路都该是“负数”;当他回望过去,清算“人生总账”时,后一时段的“负数”人生是无法一笔勾销的,他要为之做出解释、说明和补偿。缘此,在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时,巴金就打破了初动笔时有感想无计划的原则,变无意识书写为有意识建构,他要让《随想录》进入历史进程,把它“经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我拈出“经营”一词来描述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非在贬抑作者,相反,其中内涵的是他的写作策略和伟大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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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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