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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的破灭


□ 阎步克

  近来,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日被重视,这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是轻智术而重人伦。古希腊有所谓“智者”,以雄辩和机智取胜。而古中国却以“圣贤”为最高人格。“白马非马”一类名辨,被视为末流小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人伦”经“天人感应”说的点化一变而成“天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设计成了王朝行政的指南,“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也就具有了无上的权威,成为臣民之行为轨范了。所谓“汉家以孝治天下”,正反映了古中国“伦理政治”的特色,古人则名之为“教化”。
  日人岩崎武雄认为,从实践观点看,“法是道德的最小限度。……道德上比较轻微的过错,没有必要作为法律制裁的对象。可是,由于杀人、盗窃之类事情是极其严重的道德过错,所以必须作为法律制裁的对象。”(《现代世界伦理学》277页)中国古代的法律并不完善,道德制裁却作用极大;同时法律又侵入道德领域,违背纲常要受法律制裁,早在《尚书·康诰》中已有“不孝不友……刑兹无赦”语。儒家礼教不但兼有道德、法律、神道三种意味,而它的奉行者,更受到荣禄的褒奖。汉代察举“孝廉”为官,为国家定制。《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云:“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东汉统治者格外重视名教礼法,倡导之下,士大夫们争相以德行相标榜。名教益隆,名节益贵,东汉一朝,蔚成风气,可称大观。对此,后人多有论说。
  然而,读史者亦常常注意到这一问题:世入魏晋,世风却陡然一变,神圣的名教,忽而一落千丈了。魏明帝以后,社会风气日趋浮涎。至西晋名士如谢鲲、王澄、阮瞻之流,降而为放荡不羁、荒诞无耻,一发不可收拾了。史称当时“风俗湮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者以放浊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放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晋纪》)“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抱朴子·刺骄》)名士阮咸以大盆盛酒,与群猪一同狂饮。名士谢鲲调戏邻女,被以梭打落二牙,还自鸣得意:这不妨碍我高歌呀!他们“相与为散发保身之饮”,甚至“对弄婢妾”为乐。
  两汉数百年的道德信条,一时被人弃之如敝展,陷入非道德主义之泥坑,不能不发人深思。许多学者对此有多方面的精到论说。但仍有一点值得注意。宋人程颢说:“东汉之士知名节,并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达。”说“名节”变成了极端化的“苦节”是其衰亡的原因,这却提供了一条线索。东汉末年士大夫追逐名利,标榜名节,趋之若鹜,把礼教推崇到极端,这就不能不流入虚伪一道了。恪守名节尽管又难又苦,对于作态求名,却反为捷径,甚至不妨走走极端。怪事便应运而生了。一是乖背人情。当时被称道的,都是在苦孝父母,长期居丧,让爵于人,让财于亲,不肯作官等事上争相比赛的,毫无意义。如丁兰幼丧父母,便刻木人作父母来服事。袁绍说父母死时他尚小,三年居丧不算数,便又补上三年。这皆令人难以接受。二是挑剔苛求。如陈纪丧父,因哀伤而瘦弱,其母“窃以锦被蒙之”,名士郭泰便装腔作势大加斥责,“奋衣而去”。如此无聊的吹毛求疵却被哄然响应,陈家几个月都无宾客上门。由此可见时风之一斑。当时有所谓“清议”,以许邵的“月旦评”最为著名,专事评头品足。三是虚伪造作。如赵宣在墓道为父母居丧达二十多年,屡次被请作官而不就,是名动一时的大孝子。后来却被发现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又如许武被举孝廉后,与兄弟分家有意多取,两弟弟便以让财出名被举孝廉。许武又宣布自己让兄弟成名的苦心,又将财产分还两弟。如此虚伪,却被“远近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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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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