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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


□ 林晓云

  在近二十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性别视角的独特存在、情感性的文本呈现、文本解读的繁荣与理论建设的低迷。这些特征的存在既确认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存在的合法性,又揭示了它作为一种性别话语存在的局限性。
  
  一、性别视角的独特存在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批评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性别视角的独特存在。批评中纳入性别的视野,将性别置入话语中,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意义指向。在这里,“性别”既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工具又是其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通过性别视角揭示了批评中始终存在的男权化倾向,又通过这种揭示最终确立性别视角在文本批评中的地位,使批评朝着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
  然而,由于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庞杂繁复,“性别”一词并未能具有一个稳定的含义。它分别经历了“性”(sex)-“女性”(female)-“社会性别”(gender)等多个意义阶段。
  “性别视角”的目标并不在于确认一个“男性一女性”分明对立的意义世界,而在于将“性别”融入权力结构,成为一个与种族、阶级等具有同样效应的范畴,改变男权话语一统天下的权力格局。问题在于,中国目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其“性别视角”在很大意义上还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这种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的“性别视角”呈现为两个维度:
  1.批评主客体的互相指认
  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确认和惶惑出现在许多研究者的论述中,“一个女人要想真正做人,首先必须在人的含义中正视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刘思谦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我奇怪自己做了大半辈子女人竟对女人是怎么回事浑浑然一无所知;奇怪自己写了十余年文学评论动不动便是人的发现和觉醒什么的,可是女性的发现、女性的觉醒在我的视区里竟是一个大盲点。借用一位女评论家文章里的一个概念来说,我过去用的原来是‘无性眼光’‘无性姿态’。”
  这种性别身份往往还伴随着批评者女性主义立场的确立。荒林在一段自述中强调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及由此带来的困惑:“我之选择某种立场,确切地说,在大多数情形下选择女性主义立场,乃源于我对难以确认的自我的捕捉企图——不能承受身为女性在‘长大成人’过程的创作经验……”
  凡此种种,都在陈述着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批评者们在进入文本之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存在,并意识到“性别”的体认可能对他们的审读造成影响。男权话语一度置性别于不顾,包揽了阐释世界的全部权力,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将“性别”从话语的地平线下挖掘出来,让它成为进入文本的视角之一,开启了批评的新视野。
  张京媛曾指出,最初阶段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倾向于把研究中心放在女作家和作品中的“妇女”和“女性”形象之上。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妇女的经历和经验会使她们在阅读文本时得出与男性不同的评价。在这里,女性经验是一种权威的来源,阅读被认为是作者的生活经验与读者的生活经验之间的沟通。这种诉诸作家性别的文学研究方式旨在确立女性阅读标准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以对抗男权话语对女性的漠视和拒斥。
  对这种性别身份的强调也有批评者各自的不同动机。一部分批评者旨在填补空白,另一部分批评者则是通过女作家性别身份的指认来颠覆男权话语权力。然而,无论哪一部分都是从性别角度对主体的确认。她们既肯定了作为批评者必须具备的性别视角,又强调了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女性性别决定了其创作的独特社会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2.创作主客体的价值同构
  结合作品来揣测作者的生平或通过作者的生平来考察作品,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常用的一种方法。这当然与中国的批评者长期使用“社会一历史”的分析方法有关,但同样显示了批评者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将创作主客体不自觉地等同起来,呈现出创作主客体价值同构的现象。
  这一点在分析现代女作家创作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阎纯德的《二十世纪女作家研究》就采用“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强调作家的生活对于其创作的重要意义,将女作家的个人生活和她的作品等同起来探讨。创作主客体的价值同构还体现在一些自觉使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批评著作中。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就是其中之一,批评者似乎怎么都无法将作者的生平从其创作中排除出去。冰心的“东方女性之真”、萧红的“漂泊岁月寂寞路”、丁玲女性自我的“今生辙”无不与其笔下的创作血脉相连。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也表现为明显的创作主客体的价值同构,其对丁玲创作的“阿毛”、“梦珂”、“莎菲”的分析,更是女性话语的一个多声部组合,共体现了三重声音:批评者的声音、创作者的声音和女性形象的声音。三重声音的存在共同交织成一个关于女性的“本文”,她们之间互相指认、互相印证,共同呈现了独特的女性存在。这种例子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俯拾皆是,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价值同构。在如此多的批评方法中,还没有一种批评方法体现为如此统一的价值同构,体现为批评者、作者、形象三者在生命体验上的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是建立在“性别”这一基点之上的,“性别视角”的存在使女性批评者得以穿透作家、作品、自我、世界的多维空间,进入女性文本的内核,阐释女性文本,使男性批评者洞开了视野的盲区,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性别视角”的存在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模式的最突出特征。尽管这种“性别视角”还停留在对强调“性别”本质主义的阶段,但这至少预示了在经历了“性别”的反叛之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会朝向一个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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