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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与建构


□ 王璜生 姚玳玫


内容提要任何关于艺术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特定的视角,本文认为:从“人”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美术文本,本身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在对近百年中国美术创作现象的梳理中,可以看出美术和社会思想领域相同步的观念演进。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不同风格倾向的美术创作实际上就是一种与历史建构和当下境遇相互关联的运作。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术人文性人的历史

社会史其实是一部关于人的历史,一部关于人的作为和人的感受的历史。在漫长的关于人的叙述和演绎的过程中,美术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它以视觉艺术的画面呈现了人,描摹了人及其在历史中的种种境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时代、人与自我之间的种种关系。这种描摹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了人在彼时彼地的活动现场,这种图像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成一连串有意味的“文化”和“历史”,它使人类的记忆成为永恒;一是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人,这种呈现本身就构成一部人类的艺术和审美方式的衍变史、发展史。对于文明史而言,艺术图像永远具有双重的功能:记录历史现场的功能和彰显艺术/审美感觉的功能。在这一记录与被记录、描摹与被描摹的过程中,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人文特性通过艺术的方式得以演绎。
20世纪,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觉醒”的年代。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以敏感锐利的现实感受力和个性化的审美表达力,描摹了“人”的景观,记录了“人”作为个体同时也作为社会群体,在多灾多难同时又大起大落的一个世纪的历程,呈现了中国人觉醒、崛起,建立自尊、自信,确认自我经验和个体情感的历程。从这个角度上讲,20世纪的中国美术,就是记录20世纪中国的人文景观的艺术文本。
“人与人——广东美术馆现当代美术藏品专题展”的策划,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并以此为出发点的。我们选取的时间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与21世纪之交——近八十年的时间。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20世纪初,外来列强的炮轰掠夺,使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与文化启蒙运动几乎同时展开。对人的尊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现代意义上的人本意识也于此时开始形成。同时,一系列的苦难、耻辱和浩劫接踵而来,在一次次的危机面前,中国人以超乎寻常的生存意志,度过了一个个历史难关,这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更是人本意识由觉醒而走向成熟的过程。
从“人”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美术文本,应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它让我们不仅能够看清楚近百年来浮现于艺术史中的中国“人”的演变脉络,更能看清楚在这一过程中美术的人文性与艺术性如何互为包容、互为表里,共构这一时期丰富多元的美术景观。

一、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

“艺术为人生”与“艺术为大众”“五四”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作为近现代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其核心主题之一便是张扬个人价值、个性解放。这一思路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艺术。1921年先后成立的国内最有影响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分别打出“文学为人生”和“为艺术而艺术”两大旗帜。历史地看,“为人生”或“为艺术”其实殊途同归,就题材取向而言,均旨在以文学艺术表现“人生”与“自我”。中国的文学艺术正是以其表现“人”、表现“自我”的全新面貌迈进“现代”阶段的。在当时,文学艺术的“现代”与否,以是否表现了“人”为标志。“为人生”成了“五四”时期文学艺术的共同主题。
这个时期的美术,从观念到创作无不奔赴“人”的主题之下。其时的一批艺术家,包括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和雕塑家,如李铁夫、冯钢百、余本、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陈树人、黄少强、黄新波、谭华牧、何三峰、赵兽、司徒乔、符罗飞等,借鉴各种外来的手法,从不同角度构建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人生画面。
如果说,20年代前期,“为人生”是艺术创作的一面旗帜,所有信奉“人的价值”的艺术家都奔赴于这面旗帜之下,那么,30年代初,随着“左联”的成立,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艺术的主要宗旨已经由“为人生”而变为“为大众”。这种变化一脉相承,但两种提法又有内涵上的差别。前者着眼的是“抽象的人”,关注启蒙意义上的“人的价值”、“人的解放”、“个人的自由”等抽象性内涵;后者着眼的是“具体的人”,关注挣扎于底层的普罗大众的苦难生活。前者更带个人主义色彩,后者则明显具有社会性倾向。饶有趣味的是,两种宗旨其实又互为交叉,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很快便合二为一。“五四”运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旨在唤醒大众的文化意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新艺术运动无不体现着这一题旨。在这里,“为人生”其实已包含着“为大众”的意思。因此,随着“五四”后个人主义时代的结束,国内政治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深,尤其是抗日救亡形势的迫在眉睫,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得以强化,“艺术为大众”的观念更为明显地取代了早期的“艺术为人生”而成为三四十年代的流行观念。可以说,不论“为人生”还是“为大众”,民国时期的美术作品始终围绕着“人”来叙述。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艺术作品明显地呈现着艺术家对“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的交叉理解——既尊重人的价值,更注重表现现实人间的痛苦和不幸。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艺术家,几乎都怀有关注现实、悲天悯人的人道激情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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