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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轮子


  杨哲宇

  近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至今仍不时被提及的“中国模式论”,也许从此可以尘埃落定了。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论断。在笔者记忆里,这是中共决策层首次明确否认“中国模式论”的存在。

  “中国模式论”的提出、传播是笔糊涂账,从未有人认领过自己的“知识产权”。大体上,它是由某些过于热情的西方人提出,由某些过于激动的中国人附和、散布,其动机无从查索,也无需查索。它的内涵和外延从未得到全面、清晰的阐释,恰似盲人摸象。也有论客不惜连篇累牍来传道,但撇开虚词泛语,最直白的一点不过是赞美“大政府”,特别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靠它,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靠它,遏制通胀、打压房价还要靠它。不过,调控的目的、范围、方式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仅包括公认的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拉闸限电。

  “中国模式论”者的逻辑起点是“特殊国情”,他们对此津津乐道,而对人类社会经过漫长演化而来的“最不坏的制度”、普适价值观不着一字。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本是哲学常识,现在居然成了问题,令人遗憾。 “中国模式论”事实上将中国看做人类社会中一隅“制度孤岛”,这完全无视改革开放30余年的浩荡潮流。

  过于强调特殊,后果非常严重。它会导致瞎折腾、走弯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仍不回头。西谚有云:“别人发明了轮子,你就不必再发明轮子了。”路与路不同,轮子的形制当然也有所不同,这本无需多言。但执意重起炉灶发明轮子无疑不智。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结论是清楚的,否则,30余年前,中国根本不必改革。但是,由于过于强调特殊,许多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边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边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由此获得荫庇。最典型的便是铁道部。刘志军案生动诠释了“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铁律。

  刘案被看做重启铁路改革的难得时机。改革如何着手?本期“铁路改革待提速”专题集中探讨了这一难题。

  本刊首席经济学家许成钢从本期始开辟专栏,开篇探讨土地产权与宪政的关系。国际经验和中国特色也是出席财新圆桌“转型之鉴”多位专家的热点话题。《“土耳其模式”与“伊斯兰/民主”问题》一文则提供了一方他山之玉。“轮子问题”依旧绕不开。

  温家宝还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为此,必须放开眼光,“拿来”(其前提是承认轮子是圆的),而不是左一个“不搞”,右一个“绝不”。吴镕先生的《农村改革逸事》生动描述了老一代改革家“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开明风度,令人无限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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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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