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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菊教授访谈录


□ 武晓燕 滕晓铂

【编者按】陈若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1927年出生于河北安新。195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后留校任教。1956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任陶瓷美术系主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日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史编修组记者走访了陈若菊教授。在院庆50周年前夕,特刊发访谈中关于学院教学发展的部分内容。

记者:建院初期,对于要把工艺美院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产生了很大分歧。您能否详细谈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陈若菊:关于办学思想,手管局的二轻局希望能纯粹抓特种手工艺,想让学院把北京市的手工艺搞起来,以此为基础发展办学。而我们学院的老师一致认为,应该办成一所现代的、与国家经济建设和轻工业各部门的生产相结合的学校,着眼点不应该只是北京市的手工艺。同时,这也牵扯到办学方式的问题,是要搞手工作坊制呢,还是要搞课堂教学制,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很大争议。学院的老师都反对作坊制,认为那样做局限性太大,学院的发展会被限制死,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就不能做了,比如设计“建国瓷”。另外,办学方向还会牵扯到具体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问题。比如陶瓷教学,课程设置是以单件的陶艺作品为主,还是以日用瓷设计为主,这都要取决于学院整体的办学方向。如果我们仅着眼于北京的手工艺,那么与生活有关的内容就都不在我们办学范围之内了。
记者:学院确立了办学模式后,在建院初期是如何开展教学的?
陈若菊:学院建院后,正赶上国家开展各种政治运动,教学因此受到了影响。
反右后到文革前那段时间是我们学院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那个时期,学院结合专业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参加了“十大建筑”的内外装饰、地毯、窗帘及家具设计,并创作了部分画作,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另外,我们学院还派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设计及国家各种庆典活动的美术设计等。
记者:在您任系主任期间,陶瓷系的教学方向和目标是什么?您在教学上秉持什么样的学术主张?
陈若菊:我任系主任时,不仅要考虑如何当系主任的问题,还要考虑全系的教学问题,这就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不光是个人的想法,还涉及学院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我们学院隶属于轻工部,当时轻工部的日用瓷出口量很大,所以日用瓷设计自然就成了我们系的教学重点,这也是由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教学上,我们要求学生从构思到造型,再到烧成,全过程都要有所掌握,不仅要会设计,还要懂工艺。系里的老师经常带学生到各地的工厂、宾馆、饭店、外贸单位去做测绘、考查,研究日用瓷的配套设计问题。我一向主张,人才的培养要重视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只掌握单一技能的技术人员。学生应该有扎实的基础,既要有绘画基础,又要有审美基础,更要具备工艺技能,只有这样做,学生才能设计出好作品。所以,我们系的课程设置加大了绘画基础和专业基础的比重。
记者:您曾多次参与设计人民币,请问当时国家提出的设计标准是什么?最终的设计思路是如何确定的?
陈若菊:我参与过第三、第四套人民币方案设计。设计第三套人民币时,国家正处于“大跃进”阶段,因此设计思路是以“三面红旗”为主,要反映中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表现在内容上就采用了工农兵、农作物、拖拉机等装饰图案。
第四套人民币是在文革结束后设计的,大家普遍的愿望是要设计一套能代表中国的,能体现我们的基本国策,反映国家经济建设的新钞票。最后确定的主景图案集中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思想。另外,这套人民币的设计特别注意了钞票的防伪作用。一方面,从油墨、纸张、制造工艺上考虑防伪措施 ;另一方面,我们在图案、画面设计上也要考虑防伪要求,因为头像不容易仿制,于是决定采用大幅人物头像,表现出线条图景和明暗层次。设计组的分工是,罗工柳先生任设计组组长,负责统筹安排全组的设计工作 ;周令钊负责票面的总体设计;我负责票面的图案绘制,基本围绕传统、民族、民间几方面选择纹样;侯一民、邓澍夫妇专门负责绘制人像和风景,画的都是长江、黄河、三峡等反映我们国家大好河山的风景。这套人民币中的角票全部采用了全国各地的民族图案,元票采用了传统和民间的图案,比如凤穿牡丹、喜鹊登梅等等,表达了一种美好吉祥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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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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