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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 王 尧

  前记
  一月到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时,波士顿已经被大雪覆盖过几次。虽然行前田晓菲教授邮件说波士顿的雪如何大,但身处其境,仍然意外。这种景象是我久违的。四十年前在故乡苏北时,冬天常常遭遇大雪。在异国,少年时的雪花落在身上,突然有了温暖的气息。我住在剑桥,步行到哈佛很近,来来回回,读些书,想些事,有感言便记下,名曰“剑桥笔记”。
  
  当我站在张充和先生身边,看她为一幅字落款盖章时,我有点时空恍惚的感觉。这位九十八岁老人曾经的种种传奇,落在宣纸上而成书画之美。张先生书桌上,有几卷折叠好的字,其中一幅是完整的隶书《石门颂》,我爱不释手。先生见状,说“这是我练字写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想要这幅字。先生便补了落款,盖章时说:“我盖的章都有些歪,盖得正的就不是我的。”在场的孔海立、章小东夫妇都笑说是这样。
  二○○九年初夏孔海立教授讲学途经苏州,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他父辈那一代文人,耳熟能详的孔罗荪、巴金、靳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说到筹备靳以先生百年诞辰活动,我这才知道海立夫人章小东是靳以先生的女公子,因此便说到小东的“苏州姨妈”张充和先生,说到张家所在的苏州九如巷。张先生曾在北京、苏州两地举办过书画展,我错过了观赏的机会。在网上看过她的几幅字,觉得今人写不出来了。我问海立,能否求到张先生的字,海立说没有问题。我想请张先生写“三槐堂”,季进想请先生写“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海立爽快答应了,我和季进喜出望外。十月,海立夫妇回国,把这两幅字带到了苏州。张先生很少写大字,这两幅字是做匾额用的,写小了不合适。这一年张先生九十七岁,两幅字古朴,力透纸背。小东说,写好这两幅字时,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正巧到张家,见了张先生的题字,赶紧拍了照,收在新近出版的《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中。
  “合肥四姐妹”,是这些年来一个雅俗共赏的人物话题。三姐妹走了,张充和先生还在写字唱昆曲。有人说张先生是“民国最后一个才女”,此话大致不错。这些年我们常常用“最后一个”这样的措辞来形容人文学科大师的不再,这是一个压迫着我们无法喘息的问题。自然科学之外,人文学科的大师,少数像钱锺书先生这样贯通中西,多数都与“国学”有关。晚清以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缝隙越来越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开始现代转型,但那仍然是一个有文化传统做底子的时代,即使是那些“五四人”如胡适如鲁迅,其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新时代,仍然有旧传统,仍然有旧文人。但这样一个状况在四十年代以后便逐渐消失了。只以学问论,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了。我曾经听小说家叶兆言说,他父亲比较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学问,说三十年代的觉得二十年代的学问好,四十年代的觉得三十年代的好,五十年代的觉得四十年代的好。这是个“等差级数”。但是,学问只是一项指标,学问之外,还有性灵、人格、胸襟、趣味等。这些要素,都逐渐的在当代中国人身上退化了。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实际上我们的生长背景是如此残缺。张充和先生这一代或者前后一代,可以不做知识分子,但可以做文人。其中的佼佼者,既做知识分子也做文人,这自然是少数。做知识分子要骨气,做文人要底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做不了文人,也做不好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张充和先生才因此成为“最后一个”。张先生的荣光,是在文化衰败的背景上发出的。诗书画和昆曲,在张充和先生那里不是技艺,是文化,是艺术,是精神,是一种人生方式,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无疑,张充和先生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她传承了我们正在消失的文化和一种生存方式,至少再次提醒我们缺少什么。
  当年张充和先生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要点:张充和有专业“特长”,胡适先生等不拘一格。这次和张先生闲话时,她又说到这个故事。她到了北大以后,见到胡适,胡先生说:你的数学不好,要补补。她紧张地去了教务处,问如何补数学。教务处答曰:胡先生胡说。你已经考进来了,不需要补数学。她笑着对我说,如果补数学,她就不上大学了。张充和先生小时候受的旧式教育,做对子、写诗,没有学数学。此事,在今天也颇有意思。中国高考,也给有“特长”的考生加分,本意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许多考生,原本没有特长,为了高考,便去故意发展特长。当年张充和,并不是因为学不好数学才去发展“国文”这一“特长”的。今天高考乱象之一,就是本末倒置。这些年报考艺术类的特别多,原因就在于艺术类的文化成绩可以降低。一大批没有艺术特长文化成绩也有缺陷的学生便去报考艺术类。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没有文化,如何艺术?
  教育功利化了,“特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如此,“修养”这个关键词也就从教育的词典上消失。张充和先生到美国后,长期在大学讲授中国书法、昆曲。美国的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这类课程。大学课程设置,有专业和非专业门类之分,非专业的应该多为通识类课程,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依赖通识课程。而多年来,非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一直意识形态化或者工具化。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与此不无关系。我所在的学校,曾经招收过一届昆曲本科专业学生,用社会资源办学,最终悲壮地结束。关于人文教育,我们一直缺少大的观念和制度的支撑,所以,一些教育理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汉字的魅力不必多说,如果不书写,我们能否体会和传承汉字之美?这也是今天教育的危机之一。且不说理工科教学,在有关规定和检查制度中,中文系的教学都竭力要求使用PPT,虽然有所方便,但工具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教育的价值。大学教学中,板书这个环节逐渐消失了,连中文系的师生都不再写字而是打字,而是使用PPT,汉字的命运会如何?如果有这么一天,只要会写字就是书法家,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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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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