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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 ——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


□ 胡 鸿

  摘 要:北魏道武帝天赐年间的官爵品级制度既不是九品官品制,也不是九品官人法,而与两者都似是而非。其实质在于将前四品有爵者叠压在后五品之上,后五品的散、文、武诸官尽管职任不同,在爵位候补者这一点上则是同质的。这时期各种利益分配均以爵为标准,可以看作是“爵本位”的社会。 爵本位既曾是华夏古制,也符合北族自身的政治文化特色,成为沟通北族部落联盟与华夏官僚制国家的一条捷径。天赐年间制度之所以被研究者看作是高度华夏化的制度,实由于《魏书》所采取的叙述策略所致。要想更深入地认识北魏早期历史, 必须对《魏书》的史料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关键词:北魏早期制度 爵本位社会 华夏化 历史书写

  近几十年来,北魏前期历史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热点,在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社会转型、文化转变、祭祀制度等诸多领域,都涌现了出色的著作,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具体到官制,一般探讨汉唐之间职官演变的著作往往只关注孝文帝改革以后的时期,但从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直有学者致力于北魏早期官制独特性的研究。严耕望在1948年发表《北魏尚书制度考》,通过详密考订,论证北魏早期“新旧竞替,制杂胡华,敷汉名于旧制,因事宜而立官”的特点。郑钦仁在20世纪70年代向东京大学提交研究北魏早期官僚机构的博士论文,后来扩展为《北魏官僚机构研究》及《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较早关注胡汉宫名的翻译问题,认为许多使用汉名的官职实际是拓跋氏旧有的制度,比如中散官。严耀中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从行政机构(分部制、尚书分曹)、经济、司法、军事、宗教方面,系统论述北魏前期游牧行国政治制度与农业帝国封建制度并存的特点。窿添庆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一系列研究北魏早期官制的论文,涉及尚书省、大人官(回应严耕望文)、将军号、太子监国制等问题,最后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一书。较新的著作是松下宪一的《北魏胡族体制论》,除传统的部族解散问题之外,还利用新发现的《文成帝南巡碑》对北魏内朝官做了系统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综上,以往的制度史研究多着眼于某一具体官职或职系的演变(比如严耕望研究尚书,郑钦仁考察秘书省、中散,窪添庆文研究将军号,川本芳昭整理封爵制等等),对于整体官阶结构,却少有触及。然而官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等级结构,其意义不只在于名号和职权,同时也充当着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框架。如果这样理解,则王朝对不同人群如何做分等分类,不同等级序列之间的搭配关系怎样,就成为不得不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遵循这一思路,对北魏道武明元时期(386-423)的分等分类方式即官爵品级制度进行研究。

  一、别具一格的“天赐品制”

  《魏书·官氏志》载:

  (天赐元年)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又制散官五等:五品散官比三都尉,六品散官比议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谏议三大夫,八品散官比郎中,九品散官比舍人。文官五品已下,才能秀异者总比之造士,亦有五等。武官五品已下堪任将帅者,亦有五等。若百官有阙者,则于中擢以补之。

   天兴七年(404)九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亲临昭阳殿,分置官职,简择文武,并制爵四等,追录旧臣。其分官制爵的主要内容,即见于节首《官氏志》引文。经过这番“制作”之后,道武帝于是年十月正式改元天赐,随后十一月将新官爵制度大规模颁行诸部。这一制度在北魏历史上第一次搭建了一个综括爵、散、文武职官的总体框架,在道武、明元两朝基本沿用下来,在太武、文成以下官僚制度的渐次整备中开始动摇,但其核心结构直到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5)才被真正打破。因此这一官爵制度是北魏从道武帝初年的部落级政治体制,走向太武帝以下直到孝文帝时期逐渐成熟的华夏官僚制过程中重要的过渡阶段,是研究北魏早期制度史时不容忽视的一环。因为这一品阶制度的定型时间在天赐年间,本文姑且称之为“天赐品制”。这一制度的内容被很多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及,但尚缺乏一个正面的整体性研究,因此本文拟对这一制度的性质、特色、运行情况以及其意义、渊源背景做一番讨论。

  首先要澄清天赐品制的性质。用九品将爵、官划出一个整齐的序列,正是魏晋官品的做法。甚至天赐四等爵占据前四品,也显系继承魏晋官品中五等爵占据高品的做法,因为在两汉的禄秩序列中不列入封爵。然而,天赐品制不是九品官品制度,因为其中的后五品明显具有选官资格制的属性。历来学者的讨论,往往截引“亦有五等”之前的部分,而默认为它是与魏晋官品制度等同的制度。但后面那一句“若百官有阙者,则于中擢以补之”,正是全文——至少是后半段“又制散官五等”之下的统摄:“百官”已经存在,这九品或者五品只是用来补阙。仅从文字分析作出定论未免草率,下面试做进一步证明。《官氏志》天赐二年下:“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县置三令长,八品者。”刺史用第六品者,即先有第六品,才有资格被选任为刺史,文义非常明确,这个先具有的第六品,就是天赐品制中的第六品。另外,此时期的刺史也不只是区区第六品,孝文帝延兴二年诏书中有“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的字样,可见在任刺史的地位当在第四品以上。天兴年间的几位刺史,都由地位极高的人来担任,如天兴二年为援救晋将辛恭靖,遣太尉穆崇赴之,未至而恭靖败,即除穆崇豫州刺史,旋即征为太尉;又庾岳在天兴四年为首任相州刺史,天兴五年征为司空;说明至少此时刺史与三公之间品级相差不太远。天赐年间之后,更能看到任刺史太守而得进爵的例子,如尉诺少侍太祖,天兴年间赐爵安乐子,至太宗初为幽州刺史,进爵为侯。辽西公意烈之子拔干,“太宗践祚……除勃海太守,吏人乐之,赐爵武遂子”。看来“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不是一句空话。可以肯定,天赐年间及以后的刺史不会是第六品。还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在天赐品制中,六品散官比议郎,经查议郎在魏、晋官品中均为第七品,而领兵刺史为第四品,即便单车刺史也是第五品,刺史和议郎之间的品级差距不可谓不大,既然天赐品制只能以魏晋为模板,那么比议郎的第六品显然不能作为刺史的品秩,何况北魏初年刺史的地位还远高过魏晋。所以,“刺史用品第六者”正是天赐品制中后五品作为选官资格制度运行的一个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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