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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


摘 要: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有限理性;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
  
  一、引 言
  
  众所周知,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变迁当首推发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然而,令学者们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却偏偏绕过了当时最具工业革命发生条件的中国①。自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难以转变以农为主的经济格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过大,在此压力下的人地比例就会出现持续恶化,于是中国农民就陷入了一种贫困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这样,中国自然就难以完成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本文认为,这种观点虽有合理的成份,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少缺陷:第一,中国的农民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个体,其家庭更是支配他们生产、生活、投资和消费的特殊社会和经济组织。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完全脱离农业,进入工商业,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家庭生产和经营理性决策的结果,但该观点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解释。第二,人地比例失调论假定人口外生,运用由此产生的人地比例失调解释中国社会不同于欧洲的演化路径,并没有对中国延续千年、运作有效的小农家庭生产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柔韧性及其对其他生产组织方式的正、负面影响给予足够重视。离开了这一点,恐怕难以成功解释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经济谜题。
  本文认为,一个更加现实的选择也许是,从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经济个体农民以及家庭面临的生态约束、制度约束以及在这些约束下的行为模式出发,来考察其面临的两难选择,从而为解释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寻找可靠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解答(注:进而言之,如果人们不理解中国历史上农民家庭在相关约束下的行为模式及其宏观效果,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首先发端于农村的意义,同样也不可能深刻理解最近推出的新农村建设及其对未来中国的巨大影响。))。相对于其他解释视角而言,这一分析视角将千千万万的农民个体及其家庭的生产和微观决策植入历史宏观发展的演进之中,有助于清晰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社会演化道路,并有效地破解中国经济史上的千年发展谜题。
  
  二、对人地比例失调论的评介
  
  人地比例(注:人地比例的说法有两种含义,一是人口/土地,它衡量的是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量多少,Deng(1999)将这种表示称之为土地稀缺指数,意味着该值越大,土地越稀缺;二是土地/人口,它衡量的是人均土地占有量,Deng(1999)将之称为土地生产率指数或者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本文沿用后者,并认为它代表了土地广袤与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即人均土地占有越大,说明这个国家的土地越广,土地利用的潜力越大。))失调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中国历史上,人口的过快增长是一个不祥的因素,它导致了人口和土地比例的持续恶化,而人地比例的恶化将带来农业收入与剩余的减少,这不利于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当然也会导致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难以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怪圈当中。其核心论点来自于人口增长及其引发的经济动态学,其主要假定为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外生决定。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和假设面临不少缺陷,也难以得到更多历史事实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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