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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之间


□ 汪 晖

  记石承先生
  
  白天还在北欧的夜空挣扎,不肯退入黑暗。我知道很快又是黎明。斯德哥尔摩的夏日,天长夜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夜,不过是明暗之间。这景象让我想起鲁迅的谶语,我最喜欢的句子:“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我于是想到那些曾经在“明暗之间”仿徨的老人,那些早已退入黑暗的影子的故事。
  得到章石承先生的死讯是一九九○年夏天,那时我正在秦岭深处的商洛山“了解国情”。也在那一年春天,我的另一位导师唐先生病重住院,没有再清醒过来,一年多以后病殁于北京。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先后辞世。我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浪,过着没有导师的生活。
  石承先生是江苏海安人,一九一○年生,原名章柱,号澄心词客。我在少年时代就知道他工于填词,因为我们是邻居,都住在扬州师院新北门宿舍的大院里,他和我的母亲同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革”时代,那时知道他是“历史反革命”,又不甚严重,究竟为的是什么,并不确切,我也从未问过他。虽然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但他的风度依然。听我母亲说,章先生年轻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我于是觉得他那种谦恭的姿态得自他的留洋经历:躬身,颔首,一丝不苟。“文革”之后自然没有问题,我的印象中,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总是风度翩翩,他的夫人夏云璧女士总说,石承先生像个外交官。
  我在一九八二年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那时他七十二岁,头脑尚清楚,只是记忆力已经不甚好。即使如此,看起来也仍然鹤发童颜,带着金丝眼镜,穿藏青色哔叽中山装,走路的姿势有力而端正。老人爱说过去的事,我于是知道他早年就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却又在中文系选修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三十年代在东京时,学过外国文学和电影,也是中国诗词的研究生。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为了抗议日本的侵略,辍学回国。他慨叹说,那时没想到这一走竟再无缘日本,可惜的是许多书托给了房东,终于如泥牛入海。章先生的藏书在扬州是有名的,我每次到他的书房,看着四边堆积的书,一天天压迫起来,最终先生的书桌仅剩一小块可以写作的地方。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发表新诗和旧诗,出版过《石承的诗》、《耦香馆词》和一些抗战小说,与石灵等诗人相熟。上海“孤岛”时期,他离开上海,回到他的家乡海安曲塘,创办成达中学,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许多从上海逃出来的文化人就在他的中学里教书,我所知的有周煦良(外国文学学者,扬州“小盘谷”主人)、孙石麟(即诗人石灵)、许逸民(历史学者,后任教扬州师院,“文革”中冤死于狱中)等人。那时他的学校的位置在国、共和日本人三方地盘的交界处,所谓明暗之间,国、共两方面与他都有联系。我记得他说起过当时“联抗”的领导人如彭柏山、黄逸峰,他们有秘密的交往和公开的合作。比如他曾与彭柏山将军(“联抗”政委)合作编辑文学刊物《文学者》,与黄逸峰将军(“联抗”司令)的叔岳李俊民(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共事,担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为主任)。可能因为这样的经历,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任镇江《大众日报》社社长,兼镇江文联主席。不过,我猜想,也因此,自那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他颇受疑忌。我曾读过他的一首《声声慢》,是五十年代末重回当年学校旧址时的情景:斜阳衰柳,冷落鸥盟;数椽茅屋,遍长苍苔;全没有旧时豪情,多的是袖染淄尘,凭添双鬓的慨叹。最后是:“倾浊酒,且浇愁,沉醉未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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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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