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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有史(下)



  历史主义
  
  如果我强调《古诗十九首》很可能是建安时期的产物,但是却被后人挑选出来以代表早于建安时期的东汉文学,这样的论点往往令人感到不适。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庄子寓言中“朝三暮四”的故事:猴子不满于“朝三而暮四”,却为“朝四而暮三”感到高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变化,但是态度却不同了。即使《野田黄雀行》不是曹植写的,或者是曹植写的但却不是针对丁仪入狱而写的,诗本身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即使《古诗十九首》作于建安时代或者魏代,它们仍然是我们喜欢的那些诗。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把一个文本定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时期看起来如此重要?
  我们对文学史的叙述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知识。一个文学史的框架是我们理解和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基本组成部分。文学史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在很多文化里,文学史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一部分。这是说作者和读者是在对写作和阅读来说都不可或缺的假想文学史叙事之中写作和阅读的。如果你读一首唐诗,或者一首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知道或至少相信这首诗作于唐代或者作于伊丽莎白时代对阅读体验来说都是必需的。如果你发现这首“唐诗”实际作于明代,或者那首“伊丽莎白十四行诗”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你会觉得受骗上当,但更重要的是,这会深刻地改变你对文本的理解。诗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你理解诗的方式却改变了。
  那么文学史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本质上受制于文化语境的现象做出叙述,这一叙述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必须能够容纳差异和变化。一种危险就是文学史家仅仅重写一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老生常谈。在另一个极端,如果一部文学史太过新颖和激进,它也不能发生效力,因为它不符合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获得的体验。有些文学史遵循一条中间路线,更新某些内容,但大体上仍然复制标准叙事。
  我认为,唯一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理论性的,而且必须以理解“史中之史”作为开端。文学史不能只是,也不可能只是,现在对过去一个特定时期的“客观”叙述;一个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文学史版本正是我们理解文本的形式。我们必须审视那些对我们熟悉的叙事构成挑战的证据,审视那些使我们熟悉的叙事变得复杂化的证据。
  总的说来,我们阅读早期文本常常是为了确认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忽略那些挑战标准叙述的文本。学者们喜欢七世纪中期的诗歌选集《河岳英灵集》,是因为它与现代的盛唐诗经典有某些相似之处。相比之下,我们对编撰早于《河岳英灵集》但完成较晚的《国秀集》关注较少,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不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个“盛唐”——《国秀集》收入诗歌最多的诗人是现在没有人读的卢。这种现象不限于一个时期、一部选集。我们发现,半个世纪之后刘禹锡在谈到本朝诗歌时提到的不是“李杜”而是“卢杜”(卢可能指卢象),但是刘禹锡的“卢杜”说法基本上被忽视,因为这不符合我们想要听到的文学史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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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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