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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历史


□ 欧阳山尊

  中国话剧有着战斗化、民族化和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自它诞生之日起即与爱国思想和进步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话剧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同革命结合得更加紧密,无论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苏区”和革命根据地,或是在“白区”、“蒋管区”和“大后方”,进步的话剧总是以战斗的姿态,紧紧地配合着当时的革命形势,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不少话剧工作者为了革命的话剧事业,牺牲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下,也有很多话剧工作者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话剧的战斗化传统就是它密切地配合时代的进步,密切地配合革命的需要,发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五四”以来,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共产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进步的话剧工作者提出了“爱美运动”的口号,“爱美”是英文“Amateur”的音译,是“业余”的意思,其所以采用这个名字,是为了区别于商业化了的文明戏。当时“爱美”的内容是以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为主导方向的,但“爱美剧”这个名字对话剧来说并不很切合,首先它并没有说明话剧这个剧种的特点;其次,从“业余”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适当,因为话剧不会永远是业余的,它总是要朝职业化的方向发展。1928年3月,在上海戏剧界纪念挪威现代戏剧家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的集会上,由洪深倡议采用“话剧”这个名字来替代“爱美剧”,从这个时候起,“话剧”这个名字就一直被沿用下来。
  20年代(1920—1929)是话剧发展繁荣的十年,首先是出现了许多艺术水平较高、分量较重的剧作,如郭沫若的《聂嫈》、丁西林的《压迫》、欧阳予倩的《泼妇》和《潘金莲》、田汉的《获虎之夜》,洪深的《赵阎王》等。1924年,素以追求演出的严谨与艺术的完整著称的上海戏剧协社,演出了洪深改编和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轰动了上海的观众,打开了戏剧工作者的眼界。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曾写过一篇评论,刊在《时事新报》上。戏剧协社的表演方法和舞台工作,成为许多剧团的学习范例”。(赵铭彝:《左翼戏剧家联盟是怎样组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戏剧运动迂回前进,戏剧艺术进一步走向成熟,先后成立了北平艺专戏剧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广东戏剧研究所,也包括后来由许多进步戏剧家任教的南京国立剧专,培养出了许多话剧的中坚人才。1928年底,南国社以一种新的浪漫主义的风格,出现在上海的剧坛,它的剧目内容主要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彷徨和苦闷,它所流露出的感伤情调,引起很多受大革命失败冲击的青年的共鸣。南国社曾先后赴苏州、杭州、南京和广州巡回演出,影响遍及华东和华南。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兴起,话剧以战斗的姿态起着紧密配合的作用。欧阳予倩在广东编导了反映东北爱国将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三幕话剧《团长之死》,在最后一幕中,团长李桂林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誓死不当亡国奴,率部集体自杀,气势十分壮烈。田汉在上海写的独幕剧《乱钟》,描写东北青年学生起来抗日的情形,戏结束时,响亮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非常激动人心。1933年,上海戏剧协社演出了多幕话剧《怒吼吧,中国!》。这个戏是苏联作家根据四川的“万县惨案”创作的,剧情是当地的人民由码头工人带头,在英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口下,不甘屈辱,起来反抗的事件。1936年,上海“四十年代剧社”上演了夏衍写的历史讽谕话剧《赛金花》,这个戏将国民党和李鸿章作对比,揭露他们如出一辙的卖国叩头外交,这对国民党当然是刺到了痛处,所以在南京演出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曾率人大闹剧场,戏也遭到禁演。
  在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力开展学校剧运和工人剧运,并成立了直接领导下的“艺术剧社”,演出了《梁上君子》、《炭坑夫》、《西线无战事》等话剧,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剧社成立刚半年,即遭到国民党纠合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查封。在反动势力十分猖狂的情况下,党的地下组织有步骤地安排了大批话剧工作者进入电影战线,拍摄出了很多以救亡为内容的进步影片,田汉和聂耳所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就是在电影《风云儿女》中呈献给广大观众的。
  在另一条战线上,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击破了国民党第二次围剿之后,建立了红军俱乐部和工农剧社,又在1932年冬,成立了中央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演出了《我—红军》、《红色间谍》、《武装起来》、《无论如何要胜利》等话剧。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山上”(井冈山)与“亭子间”(上海及其他城市)紧密地配合着进行战斗。这种配合作战,即使在红军长征中和城市的话剧运动受到国民党种种压力和迫害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地进行着。
  话剧到了30年代已进入“而立”之年,无论是在剧作还是表演、导演、舞美艺术,都已走向成熟。剧作方面有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宋之的的《武则天》、阿英的《群莺乱飞》和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曹禺的这三部作品,通过严密的结构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另外,上海的一些剧团还演出了不少的外国古典名剧,如《威尼斯商人》、《娜拉》、《大雷雨》、《钦差大臣》等,并且开始了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导演体系的研究,由郑君里翻译的《演技六讲》,也在这个时候出版了。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话剧艺术水平的提高和促使话剧由业余走向职业化。首先是中国旅行剧团在成立伊始就走了职业化的道路,接着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剧团,作为职业化的尝试。当上海“四十年代剧社”正在做职业化准备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事变发生后,职业化的问题只能暂时搁下。上海的“中国剧作者协会”随即组织力量赶写出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动员了上海各剧团和各电影公司的主要成员近百人,担任这出戏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日夜赶排,很快地搬上舞台,这是在影剧界空前大团结之下的一次爱国主义的战斗行动。戏演出的时候,台上台下群情激动,相互感染打成一片。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大家在盛夏挥汗如雨之时,每天演出两场到三场,谁也不觉得热和累,一直演到“八一三”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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