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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构的结构基础:“变”与“不变”


摘 要:脱离结构基础,就无法理解制度建构的理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是基于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而展开的,从而实现了翻天覆地之变。然而,在大写“变”的同时是否可能忽视了对“不变”的洞察?这样的“变”与“不变”对于理解制度建构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学理层面上进行研讨。
  关键词:制度建构;结构基础;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4-0064-04
  
  作者简介:
  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政策研究院荣誉研究员 (上海 200237)
  
  正如Claude Didry教授的论文所提及的,理解制度是社会学的使命之一,这一传统从古典社会学延续到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乃至最近兴起的新古典社会学。对于从1840年以降就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中国而言,制度分析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在很大程度上,制度是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概念工具。从一个更为积极的公共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讨论制度建构并迈向一个更为公正、和谐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学的现实使命,它远远超出书斋式的玄论,而是希望借此影响更多人的生命历程,这似乎也体现了社会学的人文关怀。
  所谓制度是,“一组旨在支配社会关系的相互关联的规则和规范,是由影响行动者选择范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所组成。”①但如果简单地将制度视为限制,则会失之偏颇。因为制度也是某种形式的资本,它提供机会组合,唯此制度建构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很多好的制度似乎并没有导致好的绩效甚至沦为一纸空谈。这回到新制度主义或新古典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论题:制度运行其间的脉络是什么?一个共识是,脱离结构基础,就无法理解制度建构的理路。正因为中国的结构基础与涂尔干、韦伯所处的时代有显著的差异,中国社会学的制度分析才有了独特的现实基础,才更有可能丰富社会学的制度传统。毫无疑问,30年的改革开放是基于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而展开的,从而实现了翻天覆地之变。然而,在大写“变”的同时是否可能忽视了对“不变”的洞察,这样的“变”与“不变”对于理解制度建构有什么意义?因此,本文从“变”与“不变”这两个层面来讨论制度建构的结构基础。
  
  一、“变”的态势
  
  中国之“变”聚集于流动化、市场化、阶层化和个体化这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是理解制度建构现实脉络的切入点。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的制度建构都旨在规范机会结构、限制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推动社会向期望的方向发展。“变”需要更多的制度供给,以回应“变”之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此同时,制度的演进赋予更多的可能性,铺陈了“变”的方向。中国的制度建构就是在如此“变”的脉络之中展开,充斥整个过程的无疑是协调、博弈、妥协、抗争。
  “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流动化,即人、财、物、知识和信息以超越时空之势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基层社区与全球社会之间进行转移。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大量的个体集中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无可否认地造成了现代世界与传统世界最令人震惊的差别之一。”(注:[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4页。)这无疑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也要求有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基于熟人社会的礼俗秩序和基于户籍制度的“齐民”体制都难以为继。工业化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就业结构的转变影响到个人的生涯发展、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变迁乃至社区的兴衰。大批工业组织的出现使得中国社会进入科尔曼所言的“法人社会”,整个社会的整合机制必须向契约化和法治化发展。全球化作为一个社会变迁的力量,将人类社会卷入一个全球整体之中,人类因此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面临更多的风险,因为要素的全球转移并非一国之力可以规范。然而,制度供给还无法适应一个基于要素高速流动性的现实要求,这就体现为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所抱怨的“无人管”(即制度短缺或制度无效)。然而,变化之快,制度“命定”是滞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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