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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


□ 周振鹤

  中国人是怎么学起英语来的,至今似乎还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来。语言接触本是文化交流的先导,但接触的细情却不是容易弄明白的。两个异国人,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到底是怎样说起话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种种迹象看来,多是一方先学好对方的语言,而不是两人同时起步的。在某一方学到一定程度后,就可变成双语人,这时他如果有知识,就可进一步编写双语对照的教材或辞典,给双方的人做工具,达到使更多的人相互理解的结果。譬如基督新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就因精通汉语,进而编出一部汉英与英汉对照的综合大辞典。但是辞典是备查的工具书,并不能当教本用。在语言接触的初期,最切实用的是词汇集与会话集。尤其是对于急功近利的人来说,死记一些单词与简单的会话,往往就立竿见影,受益非浅。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开放的港口,在这里有少数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商人及通事稍通英语,推想他们应该编写有一些简单的英语读本,但是并未保留下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懂英语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英语读本必然增多,于是就有一些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侥幸得以保留下来。字典、辞书是工具,工具用旧了就得换新的;读本、教材是敲门砖,门开了砖头自然扔掉。即使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洋装英语教材,今天也不能找全,更何况那些比商务还早上数十年的木刻英语读本。这里要介绍的就是几种国人编写的,现在已经颇为罕见的早期英语词汇会话集。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而且是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一本英语单词、会话教材,竟然是间接地保留在日本。所谓“间接”是指原书已经不见,通过福泽谕吉其人的增订本才得知该书的原貌。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前后极负盛名的启蒙思想家,不认识他的人,从日本万圆大钞上也总要经常一睹其风采。打开他的廿一卷本的全集来看,开首的第一部著作却是《增订华英通语》。《华英通语》如何轮到他老先生来作?原来是这样:一八六○年春,福泽随人到了美国,在旧金山一个中国商人那里发现了这本书,大为欣喜,央求着买了下来。其时日本的英语水平还很低,所出英语教本,多是近似荷兰语的讹音,或是流行于横滨一带小范围内的洋泾浜英语,远远不如中国。而这本《华英通语》的作者却是“从学于英人书塾者历有年所,凡英邦文字久深切究”,因此福泽将它带回日本,用假名一方面加注英语发音,另方面加注汉语译义,到秋天就以《增订华英通语》的名义出版了,前后只花了四个月时间。所谓增订指的就是用日语的假名标音与释义,其他则原封不动地保留原著的模样。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增订华英通语》在日本英语学发展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所标示的发音比前此的同类书籍都更接近于正音。在美国时,福泽还买回了一本韦伯斯特大辞典,这是英语辞典第一次进入日本。但这本辞典只能为懂英语的人所用,对初学者来说,只有《华英通语》才是最合适的课本。从福泽为增订本所写的凡例来看,他是很看重该书的水平的,自称“余学英语日犹浅矣,素非其任也。如子卿(《华英通语》作者)则不然,已抱命世之才,而亲炙英人之塾,千磋万切是译之务,是以其著书,音之与义雅正而着实,莫毫可间然矣。”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远比日本彻底,除了俄罗斯语以外,几乎不懂其他西方语言,因此像日本人那样从兰学转型到英学的痛苦倒是没有经历过,于是中国人直接学习英语发音自然也要比从荷兰语辗转而来准确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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