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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


□ 罗厚立 葛佳渊

  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世事变迁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这基本已是共识。但对各地发生的变化并不同步这一现象,研究似乎还很不足。我们以前曾提出:“民初的中国社会实是两个世界”(《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期),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晚清时期: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的两个“世界”,我们以为非常有助于对近代中国的了解。过去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料的零散。近年出版的晚清一位身处既不十分“开通”,又不十分闭塞,且相对富庶的内地(山西省太原、太谷二县)并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对应而言)的自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
  这个自述就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风,一八五七——一九四三)所著《退想斋日记》。从一八九○到一九四二年,刘氏记日记凡五十一年,现存四十一年。刘氏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故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中岁以后,随着鹏程万里梦想的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就远非一般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了。
  全书选辑日记近五十万字,是一项内容非常丰富又极为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或因出版社地处山西,印数也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我们也是在王森先生的推荐下才注意及此)。选辑者的标准是“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一般而言,所选的部分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可惜的是,选辑者将“封建保守思想”和“迷信、错误的或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定为史料价值“较小”的部分,虽然“没有完全不选,而是酌量留存”,但对“在一些事件的叙述中夹杂了这样一些议论,就只好连叙述文字一齐录存了下来,以存实况”,显然略怀歉意。
  其实,刘氏生于咸丰七年,少历咸同“中兴”时期,成年后目睹光宣时的日渐衰落,与其大多数同龄士人一样,总有生不逢时和今不如昔之感。他日记的价值,正在其“保守、落后”的一面(这样的人日记中如果多见“进步”言论,恐怕反不足据)。假如不作删削,全文印出,则或能见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心态的全貌,其价值必大大增加。
  特别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最能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近代中国各地心态和思想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直接依据,是很难获得的稀见资料。倘若都能刊印出来,其价值必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和水旱灾害等尚可从别处获取的资料。现刊行那些“酌量留存”的部分述及的山西太原、太谷二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正是近代各地思想心态发展不同步的第一手依据。
  虽稍存遗憾,我们仍应感谢选辑者不忘“以存实况”的专业训练和学术戒律(这在今日已甚难得),到底为我们选印出不少珍稀史料。假如选辑者能够将原删削的部分再作整理,把这类材料辑出刊发,或出版社肯将日记全文重排再版,无疑会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说到底,哪些内容属于“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作为资料的刊印而不是选辑者自身的研究,原可以不考虑什么“落后”与“进步”的问题(我们的猜测,全书的篇幅太大,或者也是删削的考虑之一。其实,这种书如果介绍得好,在海内外的销售决不应只是标明印数的一千五百册)。
  像多数传统的士一样,刘大鹏以观风觇国为己任。他注意礼俗的变化、观察农家的境况、记录价格的升降、调查商业的兴衰,从这些方面,身历同治“中兴”而目睹光宣时衰落的他,的确看见今不如昔的迹象。刘氏于光绪四年进学,光绪二十年中举人,后三次会试不第,科举制即被废除。他那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感,颇能体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的心态。刘氏以传统的士自居,终其生也基本保持着士的心态,但他在科举废除后也终不得不像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实际是很不自由地随社会变动之波浮动):从塾师到小学教员都作过,后来更长期经营小煤窑,终以“老农”这一自定身份认同度过余生,以维持耕读之家的最后一点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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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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