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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唐宋时期遗嘱制度的演化


□ 乜小红

  也小红

  摘 要:中国古代从遗令到遗嘱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早期的遗令合多方面内容,是亡者于生前对死后各种事务的安排及意愿的表达,涵盖甚广,外力和国家律令并不干预。隋唐以来,随着门阀制度的衰弱,同居共财大家族向单个独立小家庭经济体的过渡,家财的继承越来越现实而重要,遗令渐变为家长专门分配遗产的手段,这类专门赋予经济内容的遗令即遗嘱,由唐代遗嘱法所界定。唐宋遗嘱及其样文的流行,反映出遗嘱在家产继承中的重要地位。遗嘱继承制是父权家长制在家产继承上的体现,遗嘱继承高于法定继承。宋代遗嘱,须官给公凭才合法,完全纳入国家管控。南宋实行遗嘱税,实是征收遗嘱继承遗产税,这种制度性的完善,使中国遗嘱继承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遗令 遗产继承 遗嘱制度

  遗令是逝者临终前对后人的嘱咐、告诫、安排,是对其身后事的一种约定,也是对生者未来期望的寄托。作为契约文书的一种,“遗令”在中国历史早期也称为“先令”,后来则多称“遗书”、“违书”、遗嘱。从现存契约资料看,由秦汉的遗令到唐宋的遗嘱,在其实际内涵及其功能上,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演化。它表现为遗产继承越来越成为遗嘱的主体,且由一般家庭性事务向社会性事务转化,并被逐渐纳入国家管控的轨道,遗嘱继承由此成为法定继承内容的主要成份。本文旨在探讨秦汉至唐宋时期遗嘱制度的历史演化过程及背景,并揭示其演化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

  有关中国古代遗令、遗嘱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许多成果。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唐五代遗书样文引起学术界关注,日本学者仁井田隆氏从家族共财角度看遗嘱中的财产分配;①其后,他以“遗言状”为题介绍敦煌所出遗书数则,认为它是“家产分割文书中的一种”。②不久,日本学者滋贺秀三通过对大量社会实地考察资料的分析,提出“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兄弟一体”的家族秩序,认为遗嘱也受这种秩序的支配。③这些研究都是将遗嘱与遗产继承联结在一起得出的认识,强调了遗嘱的基础是家族共财,忽略了家产分割中父权家长制的权威地位,既没有考虑到遗嘱制度发展史上的演变,也尚未考虑到国家权力与遗嘱的关系。

  此后学术界多围绕家族财产继承探讨遗令、遗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江苏仪征胥浦101墓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先令券书》的出土,引起学者对先令、遗令的热烈讨论。陈平、王勤金对这件“先令券书”作了全面考释和解读,认为“到西汉时期,我国已初步具备了一套习惯性法定继承与遗嘱执行相结合的遗产继承法规”。①杨剑虹肯定汉代存在依据遗嘱进行遗产继承的现象。②与此见解相反,也有学者否定先令券书是遗嘱继承,如魏道明说:“既然券书中处置的田产并非朱凌本人之财产,这份文书自然也非朱凌处分己身财产的遗嘱,只是归还公文产业的见证书。若以此例认定汉代有遗嘱继承制度,无疑是指鹿为马。”他的依据是:“中国古代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遗嘱继承制度的产生,以单纯的个人所有权的普遍化和血亲观念的相对淡化为前提条件,而中国古代不具备这些条件;中国古代的法律仅允许被继承人在‘户绝’时适用遗嘱,有子时则必须实行法定继承,与普通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相去甚远。”③曹旅宁也持类似观点。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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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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