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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 蒋 寅

  在我看来,一位优秀学者的基本素质,除了勤奋和颖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不断的反省能力,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研究类型和自身能力两方面的局限,并对成功的模式具有高度的警觉和随时准备摆脱它的决心。
  在当今欧美中国文学研究家中,宇文所安可以说是这样一位优秀学者。从一九七三年出版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以来,他的研究从作家研究推向诗歌史、诗歌理论、文学史、文学理论,在研究领域扩大的同时,日益深入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他的著作《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已陆续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和同行无不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和对文本的独到解读所折服,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更钦佩的是他在学术上的反省能力。他曾说:“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初唐诗·致中国读者》)这种自觉使他的研究始终处于独创性的尝试中,保持观察角度的新颖和文本解读的活力,甚至对反省所托足的批判意识本身也抱有警觉——“这个不断批判的文化本身就应该受到批评的审视”(《微尘》)。
  《初唐诗》和《盛唐诗》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贾晋华教授先后译成中文,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印行。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已度过了拨乱反正的转折阶段,进入一个创新和积累的时期,但宇文所安教授这两部十年前发表的著作仍给中国学界带来一定的刺激。尤其是《初唐诗》,正如作者所说,“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与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追溯此时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事实上,不光是初唐,在唐代其他的时段也没有这样整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展开。
  据作者说,他写《初唐诗》的初衷是为研究盛唐诗铺设个背景,但最终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众所周知,初唐时期的文学史资料和诗歌作品都远较盛唐以后为少,这对我们理解其时代背景造成了困难。宇文所安教授的信念是,“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的知识,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像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感,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中去的能力。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初唐诗是以宫廷诗及其对立面——脱离宫廷诗——陈子昂——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张说及过渡到盛唐这一过程展开的,宫廷乃是艺术趣味和艺术法则的中心,它在宫廷诗人和外部诗人之间设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这种说法在中国学者看来似过于绝对,但他对宫廷诗歌结构和语言程式的描写和概括还是很准确的。他对诗歌文本的精心解读,都能紧扣文体和题材的要求,使初唐诗写作逐渐从宫廷诗规范中解脱出来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出来,较之我们文学史过于概略和笼统的说明,能给人更多的启发。如果这部著作一出版就马上被中译,相信会给国内学界更多的惊异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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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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