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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


□ 黄子平

  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度的和有意。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巴金的《家》是一本幸运的书,它的续篇《春》和《秋》也跟着交了好运。正如一切关于幸运的故事的开头,最初,《家》以《激流》的题目在上海《时报》连载的时候,颇为命乖运蹇。若不是巴金跟新换任的编辑说最后几章的稿酬不要了,《时报》上的这部长篇小说便会成了“断尾巴蜻蜓”。随后,开明书店的单行本却大受欢迎,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便出了三十多版,销行数十万册。此后,到一九七八年,仅北京一地就印行十五次。它还先后三次被改编拍摄成电影,亦曾被改编成话剧、粤剧、越剧等等。
  谈论一本书的命运,尤其是谈论象《家》(包括《春》《秋》)这样的书的命运,在这里颇有点意味深长。依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旧家族的命运以及旧家族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的大书:“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无数年轻的有为的生命成为垂死制度的牺牲品,这是不公平的命运,“是的,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的思想,我的工作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我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关于<家>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命运被一分为二:一是“必然趋势”,无可挽回的灭亡的命运,属于那个旧家族旧制度,以及作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个人;一是“不公平的”,作为旧制度的牺牲品的命运,应该反抗,因而也就可能改变的命运,属于旧家族中那些可爱的、有为的、年轻的生命。巴金在解释《秋》的书名时曾对此作过象喻式的说明:“《秋》里面写的就是高家飘落的路,高家的飘落的时候。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一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这种落叶树,有些根扎得不深,有些根扎得深,却被虫吃空了树干,也有些树会被台风连根拔起,那么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高家这棵树在落光叶子以后就会逐渐枯死。琴说过‘秋天过了,春天会来……到了明年,树上不是一样地盖满绿叶’的话。这是象她那样的年轻人的看法。琴永远乐观,而且有理由乐观。她绝不会象一片枯叶随风飘落,她也不会枯死。觉民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必须脱离枯树。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脱离枯树(高家)。”(《谈<秋>》),倘若对这种象喻作学究式的推敲,就会觉得“脱离枯树的绿叶”这样的意象颇有几分古怪。问题不在于学究式的推敲是否过于迂执,而在于为何这一象喻对作者和读者都显得如此自然贴切毫无疑义。
  “秋天”被必然地派给了枯树枯叶,“春天”却理所当然地“属于我们”。我想指出,将命运作这种一分为二,对《激流》三部曲,对作家巴金,乃至扩大而言之,对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策略。不妨略略比较一下法国作家左拉。巴金二十四岁时在巴黎和马赛,用三四个月的工夫一口气读完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二十部小说。三十年后巴金回忆道:“我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我尊敬他的光辉的人格,……但是我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象《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我只有在《萌芽》里面看到一点点希望。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这且不说;那些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写作生活的回顾》)青年巴金的这种“读者反应”颇能说明问题的症结,巴金确实深受左拉的影响(亦以《萌芽》作书名,反复征引“我控诉”的名言以自况,等等),可是左拉那个身穿社会生物学的绝望外衣的命运女神,却断难被巴金和像他那样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似乎有必要参照一下从严复起数代人对达尔文、斯宾塞的“创造性误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存”二字的光辉照耀百年来中国人摆脱生存困境的道路。“变异”压倒“遗传”。“五四”以来写大家族衰亡的长篇作品多矣,“遗传”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却显然未被重视。(曹禺的《雷雨》似乎是个例外,易卜生《群鬼》的影响是重要因素,更有戏剧写作与小说写作不同“惯例”的制约等等。)“肖子”不再是文学兴趣集中的形象,人们乐于看到或者写出两类“变异”了的“不肖之子”: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蛀空树干的虫子”(克安、克定之流),和大胆反抗命运的叛徒——“脱离枯树的绿叶子”(觉慧、觉民、琴等等)。他们分别代表着一分为二之后的两种不同命运。微妙之处在于,谴责前者的“不肖”与赞扬后者的“不肖”意味着对先辈采取了某种不易为人察觉的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这一点我们放到后边讨论。令人感兴趣的是叙事观点(角度)历史性地完全转移到年轻的叛逆者时,“遗传”的重负似乎已被胜利地卸去。我们记得鲁迅的“狂人”的绝望,背负几千年“吃人历史”的被吃者也难逃吃过人的干系,希望仅仅在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那么谁来救他们?吃过人的父亲们是否能够、是否有资格来救未吃过人的纯洁的孩子?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便是由《说唐》的一个情节转化过来的那个著名意象:“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里去”。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点明所取的叙述角度正体现着先觉者的全部承载、负担、反省和救赎。当叙述角度完全转到纯洁的孩子们这边时,他们已然立足光明决绝地向黑暗宣战,命运的截然二分至此才告彻底完成,“脱离枯树的绿叶”这类颇有几分蹊跷的喻象才从不引人怀疑地流通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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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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