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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岁月


□ 李登建


岁月完成了对父亲的雕塑

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父亲的体形很不好看——如果对别人,我可能会使用“丑陋”一词——说得准确些,父亲的脊椎严重弯曲,背部隆起拱形的大包,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罗锅腰;腿是罗圈腿,腿弯子下布满了筋疙瘩。其实父亲身上很少还有完好的“部件”,你瞧他的手,手指头又粗又短,且伸不直,酷似秋后的老豆虫,十冬腊月,这些老豆虫的纹路就裂开,噘着硬硬的小嘴巴,特吓人。今年冬天父亲到我这里住了两个月,晚上给他倒洗脚水时我发现,他的脚板竟也里凸外拐,脚趾变了形……
注意到父亲这样子我心情很不好受,老在头脑中盘旋、重重地撞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的骨头能承受多大的重压,极限是多少?那年回故乡,我在邻居家见过老槐大叔制作车边——老槐大叔是木匠世家,他们打的独轮小推车远近有名——把槐木解成一根根二寸厚的木条,放在谷糠火上熏烤,到木条滋滋冒油的火候,光着膀子的老槐大叔抓住木条两头,使劲往怀里斗。随着他绷得紧紧的三角肌上慢慢渗出细汗珠儿,槐木的细胞组织一点点遭到破坏,一根笔直的木条硬硬地窝出了弧度,再不能复原。我觉得,我父亲的骨骼就是被类似的一种力量扭曲了的,要说有不同,那就是它的过程很缓慢,很漫长。
远离了他的村庄,整天一个人困在我为他收拾的这间四面是水泥墙壁的小屋里,父亲非常寂寞。父亲真的老了(看模样他比城里的同龄人要老得多),神情呆滞,步履蹒跚,对什么都索然无味,连电视都懒得看,吃了饭就缩进沙发,一动不动地熬光阴,像一团暗灰(前不久在老家他还两手闲不住地忙活呀,我确信,他是属于那块土地的)。可他巴不得跟我拉呱儿。过去我们父是父、子是子,父子间没有交流,现在他实在憋不住,不要为父的尊严了,见我有闲空,就说他早年经历的事儿,说得津津有味,借用一个不恭的比喻说,像一头老牛在倒嚼。我得耐着性子听。但从这里我了解了父亲年轻时贩过水果,夏天贩杏、桃,秋冬是山楂、柿饼。从南山里进,到北乡走街串巷吆喝着卖。前后两只竹篓一般能挑一百多斤,微绿色的散着淡淡清香的槐木扁担一走一颤悠,看起来有些情调,但对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那滋味却是有一窝虫子趴在肩头上撕咬,疼痒难忍。乡下人吃水果谁舍得花钱买?都是拿末场粮食换,斤半高粱米一斤杏。少年的担子始终不见轻,往往货物出手了,竹篓里又盛满了粮食。晚上回来肩膀像烂杏儿似的。一开始,少年吃不了这苦,想撂挑子,起码在家歇三五天,养养肩膀,但都不行。次日找块棉垫子垫上又上了路。
逼父亲上路,要把他带出徒的,是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爷爷多年贩油,肩膀上的茧子早已有铜钱那么厚,噬咬父亲的那窝小虫儿是不敢到这里来的,它们要是来啃一口,牙齿肯定崩出俩豁儿,所以仍趴在原地。爷爷忽略了这个细节,直嫌父亲磨蹭,怎么像小脚女人。爷爷是个急脾气,走不了慢道,一抬腿一里路出去了,然后放下担子等父亲;走走等等;后来等得不耐烦了,干脆不再停。南山山腰飘下来的小道像风中的一匹布,东倾,西侧,上山还凑合,下山时脚放不开。全身的重量一会儿集中到两个脚趾尖,一会儿转移到脚孤拐上(脚板一会儿扯成锐角三角形,一会儿又扯成不规则的梯形)。父亲正在山坡上战战兢兢,朝前一望,爷爷却没了影儿。他急得直想哭,可是哭不顶用,还得咬着牙、咧着嘴追上去。
父亲白天满乡里跑,夜里腿抽筋,疼醒后,常常见爷爷在油灯下算帐——折合折合,去掉本钱,每趟可挣十几斤地瓜干,爷爷脸上漾着笑意——他曾为全家人一春天没吃过一顿饱饭拧断了眉头。日子长了,有了点儿剩余,添了二亩薄田,爷爷老寒腿发作,就在家侍弄庄稼。父亲又有了新伙伴,就是老槐叔(当时是小槐子)的二哥二柏。人家当木匠的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一辆小推车贩水果用,二柏推着这辆独轮车,吱吱扭扭地在乡路上留下一串串古调古韵。父亲与他年纪相仿,又生性要强,一起走路自然不甘落后,可想这是多么残酷。不过,这时父亲的肩膀上也结了爷爷那样的硬茧,而且磨出一个宽阔的“平台”,扁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悠然地滑来滑去,走着路,说着话,担子不经意地就从左肩换到了右肩,就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如果高了兴,旁边有观看的,他还能让扁担在平台上转几个花儿,这就带些杂技表演性质了。父亲和二柏起货回来,一路说笑、玩耍,颇多乐趣。他们在柴家桥分手,父亲向北,串解家、牛家、苏桥一溜村子;二柏往西,去高家、宋家、成家那一片儿。
父亲的小贩生涯到实行土改才结束。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大伙选他当组长,他很心盛,很负责,搞得比别的组好,这也“拴”住了他,出不了村了。但他那条油光放亮的扁担却仍不离身。下地,父亲像随手往水里丢一条鱼,把扁担往地头草丛里一丢,尽管干活去。中间休息或者收了工,他得去拔草。拔草,父亲可是个好把式,田垅里镰刀派不上用场,他以手代镰,他有十个发绿的指头,稗草、莠草不用说,对热蔓子之类草,他这十个指头简直就是锋利的铁钩,连草根都抠出来。不大工夫,俩草个儿就有了。他抽出扁担,抹一抹上面的土,一头一个,不前沉不后沉。那年月,草就是好东西,能卖钱,虽然一大捆卖不了三五分,但积少成多,家里打酱油醋,姐姐买件花衣裳,后来我上学买纸笔,都靠它。实际上爷爷已置了一辆小推车,然而分家时父亲把这辆崭新的车子让给了他弟弟,他要了那条扁担,他说还是扁担好使。我记得有一年打棉柴——这时候我很记些事了——那年的棉花好,棉棵也高,一冬烧柴不愁了,所以我们打棉柴时格外有劲儿,一上午夹完了“羊角弯”地块的棉柴。下晌打捆,父亲抱来一抱,我管着踩扁,如此一层层地加,直到我在柴垛上晕高儿,打好的柴捆就大而结实。叔叔推着车子来帮我们运,可车子连一捆也装不下。父子哪里肯任他“啰嗦”,捋一把灰白头发上的草屑,穿上扁担,挑起两捆就走。我跟在他后边,父亲的整个身子都被柴捆挡住,我只看见他两个肩膀一晃一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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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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