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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四次分离


□ 鲍红志

  ●鲍红志

  父母第一次分离,是我出生那年

  那年,母亲生下我后,就赶上了长江百年不遇的洪水,母亲既要哺养我,又要接受苏联专家紧张的培训,加之长江涨水封航,出行极其困难,她干脆就带着我住在了江南的厂里。我们那时的家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迁到了江北,但当时尚未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偌大个城市仅只有一个地方工业局,父亲日夜加班,工作异常繁忙,经常也是夜不归家。家里是由当时尚健在的奶奶,带着年幼的姐姐、哥哥,我的小姐姐索性交由保姆带回她自己家照料。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父母为事业分居,牺牲儿女情长地忘我,是他们那一代人无怨无悔的自觉。只是浑然不觉的我,毫不体恤大人的哭闹,额外增加着他们的负担,现在想来还心怀愧疚。

  父母第二次分离,是在文革时期

  那时,已在广阔天地当知青的我,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要我赶紧回家一趟,说父亲要去五七干校了。尽管正值双抢,队里还是恩准了我三天假。我火速赶回家,一进门,就看到军代表一行,在做我母亲的工作,希望她随我父亲去干校。因父亲在革委会工作了两年下去得晚,已经满员的干校无法安置,干校把父亲安排在了校外大队,住在农民家里。这样除了跟农民一样干农活,还要一日三餐、缝补浆洗亲自动手,这对年近五十、不谙家务的父亲是个莫大的困难和考验。军代表要我母亲同去,是为了父亲身边有人照顾。当时,很多家庭都是“夫唱妇随”地去了干校,甚至是举家迁往。母亲明知道没有她在身边,父亲将会是个什么样的境况,但她毅然拒绝了军代表,坚持留下。

  当时,父母并未与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作过多的交流,或许,他们还一直把我当作个孩子,无法理解他们的处心积虑;或许,他们认为即使与我商量,也于事无补。多年后,当我们一家人重新团圆时,我才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决断。母亲如果随父亲去了干校,不仅自己要丢掉工作失去城市户口,而且还要搭进已办理病残留城的姐姐,母亲和姐姐既没有收入,又难以自食其力,去了处境只会更加艰难。再有,一旦他们都走了,住房肯定无法保留,这个家也就不复存在了,待我和支边的哥哥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记得我和母亲一起送父亲去干校。因为不是短暂的出差,而是遥遥无期地过日子,父亲带上了属于他几乎所有的东西,甚至连生火做饭的炉子和煤球都一应俱全。火车无法托运,就用卡车运送。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上了路。进入山区后,卡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爬行,父亲坐在驾驶室,我和母亲相对无语地坐在车厢里。天阴沉着,压得人似乎透不过气来。直到下午两点,我们才到达干校校外大队指定的农户家里。农户家甚是热情,说他们还没有见过像父亲这样“甩大的干部”,接着就搭手帮我们卸行李、搬东西。农户家紧挨着水田,屋里阴暗而又潮湿,农户把楼上的住房让给了父亲做卧室,但生火做饭要下到一楼,吃水也要自己去挑井水。不曾想,父亲这般岁数也要跟我一样体味艰苦的插队生活。因我和母亲还要搭乘卡车赶往火车站返回,未与父亲多语,便匆匆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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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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