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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四次分离


□ 鲍红志

  ●鲍红志

  父母第一次分离,是我出生那年

  那年,母亲生下我后,就赶上了长江百年不遇的洪水,母亲既要哺养我,又要接受苏联专家紧张的培训,加之长江涨水封航,出行极其困难,她干脆就带着我住在了江南的厂里。我们那时的家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迁到了江北,但当时尚未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偌大个城市仅只有一个地方工业局,父亲日夜加班,工作异常繁忙,经常也是夜不归家。家里是由当时尚健在的奶奶,带着年幼的姐姐、哥哥,我的小姐姐索性交由保姆带回她自己家照料。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父母为事业分居,牺牲儿女情长地忘我,是他们那一代人无怨无悔的自觉。只是浑然不觉的我,毫不体恤大人的哭闹,额外增加着他们的负担,现在想来还心怀愧疚。

  父母第二次分离,是在文革时期

  那时,已在广阔天地当知青的我,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要我赶紧回家一趟,说父亲要去五七干校了。尽管正值双抢,队里还是恩准了我三天假。我火速赶回家,一进门,就看到军代表一行,在做我母亲的工作,希望她随我父亲去干校。因父亲在革委会工作了两年下去得晚,已经满员的干校无法安置,干校把父亲安排在了校外大队,住在农民家里。这样除了跟农民一样干农活,还要一日三餐、缝补浆洗亲自动手,这对年近五十、不谙家务的父亲是个莫大的困难和考验。军代表要我母亲同去,是为了父亲身边有人照顾。当时,很多家庭都是“夫唱妇随”地去了干校,甚至是举家迁往。母亲明知道没有她在身边,父亲将会是个什么样的境况,但她毅然拒绝了军代表,坚持留下。

  当时,父母并未与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作过多的交流,或许,他们还一直把我当作个孩子,无法理解他们的处心积虑;或许,他们认为即使与我商量,也于事无补。多年后,当我们一家人重新团圆时,我才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决断。母亲如果随父亲去了干校,不仅自己要丢掉工作失去城市户口,而且还要搭进已办理病残留城的姐姐,母亲和姐姐既没有收入,又难以自食其力,去了处境只会更加艰难。再有,一旦他们都走了,住房肯定无法保留,这个家也就不复存在了,待我和支边的哥哥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记得我和母亲一起送父亲去干校。因为不是短暂的出差,而是遥遥无期地过日子,父亲带上了属于他几乎所有的东西,甚至连生火做饭的炉子和煤球都一应俱全。火车无法托运,就用卡车运送。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上了路。进入山区后,卡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爬行,父亲坐在驾驶室,我和母亲相对无语地坐在车厢里。天阴沉着,压得人似乎透不过气来。直到下午两点,我们才到达干校校外大队指定的农户家里。农户家甚是热情,说他们还没有见过像父亲这样“甩大的干部”,接着就搭手帮我们卸行李、搬东西。农户家紧挨着水田,屋里阴暗而又潮湿,农户把楼上的住房让给了父亲做卧室,但生火做饭要下到一楼,吃水也要自己去挑井水。不曾想,父亲这般岁数也要跟我一样体味艰苦的插队生活。因我和母亲还要搭乘卡车赶往火车站返回,未与父亲多语,便匆匆话别。

  一反父亲乐观的态度,母亲却是悲情满怀。在山里停靠的都是慢车,乘客稀少,我和母亲相对而坐。母亲一落坐,就放声恸哭,父亲不在近前的母亲,尽遣着心头的伤心、难过、担忧和无助。我呆若木鸡地看着母亲,说不出一句宽慰的话来,任凭她哭声的肆无忌惮。母亲哭累了,虚弱地躺在长椅上,先是轻声的呜咽,后是无声地流泪,只是始终未吐一个字。

  父亲走后,我们一家五口天各四方。母亲既担忧父亲.又牵挂远在边疆的哥哥,还不放心下放农村的我,她每月要把自己的思念、挂牵书往三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又盼望着三只平安的鸿雁飞来。难解哀愁的母亲终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抱病卧床的她,每日还要不堪其扰地招架居委会的一群婆婆,极力捍卫家里的住房不被夺城掠地。直到我被招工返城,父亲的境况缓解,居委会的太婆们才善罢甘休。

  父母第三次分离,是在同一屋檐下

  七十年代末,一家人一方面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婚的哥哥、嫂子进门,一方面为他们的新房发愁。那时,虽然我和姐姐都已参加了工作,但不够单位分房条件,依旧住在家里,父母商定把他们的卧室让出来做哥嫂的新房,和我们挤在一起。好在已会泥活手艺的我,在我家独有的天井里搭起一间厨房,将原有五六平方的厨房改造成我的房间。房间像麻将里的“嵌张子”似的地摆放了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五屉柜,人若进去,必须侧身挪步,坐在床沿,顶着书桌。我也平生第一次和分居来的父亲同榻而眠。而母亲则与姐姐同挤在一张床上。

  那时,电视还没有进人家庭,一家人围坐吃罢晚饭,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父亲似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写不完的材料,记得儿时,父亲房里的灯总是亮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至今父亲还保持着每晚伏案的习惯。晚上一进到房里,父亲总是提着他的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当仁不让地坐到床沿,开始他夜间的工作。深明大义的我,只有悄无声息地脱鞋上床,头靠五屉柜,手捧要读的书,陪伴着父亲。到了十点多钟,母亲总要敲门送来点吃的东西,父亲总是一边说笑着,一边摆摆手,示意母亲去睡。父亲有起夜的习惯,一晚上总要起来几次,半夜,只要听到父亲的咳嗽和脚步声,母亲房里的灯就会亮起,直到父亲重新回到床上,那灯才会熄灭。父母这段分居,直到我和哥哥搬走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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