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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佛书翻译丛谈


□ 高山杉


  欧洲人翻译整本的佛经,有历史可考的,应当从十七世纪末算起。法王路易十四在一六八七年到一六八八年间曾派拉·洛贝尔(Simon de La Loubere)出使暹罗(今之泰国)。返国后,拉·洛贝尔在一六九一年刊行了一部《暹罗王廷记》,书中收有从巴利文译出的《提婆达多本事》(述佛的堂弟,所谓“佛教之犹大”提婆达多的生平)和佛教僧团根本戒律书《别解脱戒本》的节要。进入十八世纪,巴利文里另一本重要的戒律书《羯摩文》,不断有传教士译成意大利文、拉丁文和英文。
  继巴利文佛典之后,藏文佛典也开始被译成欧洲文字。有意大利入藏芳济会修士名德拉·派那(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1680—1745)者,十八世纪上半期大部时间内住在拉萨传教。他花了好些年的时间苦修藏文,同时编了一部《吐蕃语大词典》,收词三万五千余条。为了应传教时与西藏喇嘛对论法义之需要,他翻译了藏传佛教黄教祖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还有藏文的《别解脱戒本》。他这两种佛典译稿后来都没能保存下来,只有《吐蕃语大词典》一八二六年被人翻成英文出版,多少在欧洲东方学历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除芳济会修士之外,当时入藏传教的还有耶稣会修士。意大利的耶稣会修士德希德理(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与德拉·派那大约同时也住在拉萨。他曾进拉萨各大喇嘛庙学经,摘译了不少藏文佛典,其中也有《菩提道次第》。后来,由于传教活动受阻,芳济会修士和耶稣会修士纷纷撤离西藏。德希德理在一七二九年回国途中,曾用意大利文写了一本行记,书中附入不少《菩提道次第》的译文。他这本书一直没能出版,到一八七五年才被人发现,陆续出了原文的节略本和英文的节译本。至于全文的刊行,则要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的欧洲佛学家发现,十八世纪的德希德理对藏传佛教的理解极为正确,他的译文甚至有现代学者难及之处。
  这两位天主教修士翻译《菩提道次第》的工作,比民国时期法尊法师从事汉译,从时间上算早了二百多年。在世界佛经翻译史上,这是一件令西方人引以自豪的事。不过,芳济会和耶稣会修士的这些译本,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散佚,或者耽误了出版,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欧洲思想界里,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在西藏当地,除了留心的人偶尔在藏寺钟罄上发现的拉丁文祷辞“赞美我主(Te Deum laudamus)”以外,德拉·派那和德希德理这些人的遗踪,已邈不可稽了。
  现在课堂上正式讲述欧洲人翻译佛经的历史,一般是从十九世纪初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德裔俄国人修弥笃(Isaak Jakob Schmidt)和法国人皮优奴(Eugene Burnouf)这三位东方学硕学算起。乔玛开欧洲藏文研究的先河,修弥笃于藏文外特擅蒙古文,皮优奴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最有天分的印欧比较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专治梵文和巴利文。至于远赴暹罗王廷的法国使节,入藏传道的天主教修士,甚至于更早的教父时代提到佛陀和沙门名号的亚历山大的克莱芒和圣哲罗姆,那都是前史,只有传奇的价值了。关于这方面详确的史实,荷兰人狄雍(J. W. de Jong)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佛学小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有专门介绍。这是一本经典著作,修订再版多次,有哲学家唐君毅的学生、香港哲学家霍韬晦的汉译本。这是霍先生研究佛学和梵文时的译品。狄庸这本小书,以叙述历史和文献为主,对欧洲学者在翻译佛典时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应对困难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对谈得少些。在本文中,我想介绍欧洲人翻译佛书历史上在这方面的几条掌故,想必对喜欢东方学的读者会有些用处。
  看狄庸的书,让我们一般人最觉奇怪的,是在翻译南传巴利文佛经方面,北欧的丹麦竟然是一个先进国。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丹麦大语言学家拉斯克(R. K. Rask)就从印度渡海来到锡兰,以很快的速度学会了巴利文,搜购了很多珍贵的巴利文抄本。拉斯克去世后,这些抄本成了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拉斯克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继承人是魏斯特伽德(N. L. Westergaad),他是古代伊朗语专家,研究《波斯古经》(Zend-Avesta)很有成绩,对佛教纪年也有不少考证。魏斯特伽德的继承人是福斯保尔(N. Fausboll)。他出身牧师家庭,本学神学,兼治哲学和语言学,后来受拉斯克事迹的感发,遂专心于东方语言学,有意校勘翻译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所藏巴利文佛经。福斯保尔最大的功绩是校勘、翻译了巴利文《法句经》和《本生经》。他翻译《法句经》时用的还是拉丁文,因为那时欧洲学者懂拉丁文的还比懂英文的人多。据权威人士说,他译得很准确,后人没什么可挑剔之处。《法句经》里有几处提到一种鸟,叫“hamsa”。这个词,福斯保尔之前的人也常在梵文书里遇到,一般都把它翻成“天鹅”,或者“火烈鸟”。其实这是不对的。汉文佛经里也有这个词,音写成“桓娑”。它其实就是“大雁”,西安“大雁塔”的“大雁”,欧洲人一般称为“野鹅(wild goose)”的便是。福斯保尔《法句经》拉丁文译本,遇到“桓娑”时,都用“anser”(拉丁文的“鹅”,与梵文和巴利文的“桓娑”是印欧语同源词)一词来对译,这就正确了。为什么别人译不对,而他却能译对呢?据说,除了他对巴利文和比较语言学了解很透彻以外,还因为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候鸟野鹅每年迁徙必经之地,北欧人一般从小对野鹅就十分了解,所以比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学者更能领会印度佛经里提到的这种飞禽到底是哪种动物。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号称欧洲小说史上“野鹅史诗”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是出于一位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一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手(Jean Ph.Vogel:The Goose in the Indian Literature and Art,Leiden:E. J. Brill,1962,p.30)。由此可见,人种、民族、国家诸因素,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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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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