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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佛书翻译丛谈


□ 高山杉


  欧洲人翻译整本的佛经,有历史可考的,应当从十七世纪末算起。法王路易十四在一六八七年到一六八八年间曾派拉·洛贝尔(Simon de La Loubere)出使暹罗(今之泰国)。返国后,拉·洛贝尔在一六九一年刊行了一部《暹罗王廷记》,书中收有从巴利文译出的《提婆达多本事》(述佛的堂弟,所谓“佛教之犹大”提婆达多的生平)和佛教僧团根本戒律书《别解脱戒本》的节要。进入十八世纪,巴利文里另一本重要的戒律书《羯摩文》,不断有传教士译成意大利文、拉丁文和英文。
  继巴利文佛典之后,藏文佛典也开始被译成欧洲文字。有意大利入藏芳济会修士名德拉·派那(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1680—1745)者,十八世纪上半期大部时间内住在拉萨传教。他花了好些年的时间苦修藏文,同时编了一部《吐蕃语大词典》,收词三万五千余条。为了应传教时与西藏喇嘛对论法义之需要,他翻译了藏传佛教黄教祖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还有藏文的《别解脱戒本》。他这两种佛典译稿后来都没能保存下来,只有《吐蕃语大词典》一八二六年被人翻成英文出版,多少在欧洲东方学历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除芳济会修士之外,当时入藏传教的还有耶稣会修士。意大利的耶稣会修士德希德理(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与德拉·派那大约同时也住在拉萨。他曾进拉萨各大喇嘛庙学经,摘译了不少藏文佛典,其中也有《菩提道次第》。后来,由于传教活动受阻,芳济会修士和耶稣会修士纷纷撤离西藏。德希德理在一七二九年回国途中,曾用意大利文写了一本行记,书中附入不少《菩提道次第》的译文。他这本书一直没能出版,到一八七五年才被人发现,陆续出了原文的节略本和英文的节译本。至于全文的刊行,则要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的欧洲佛学家发现,十八世纪的德希德理对藏传佛教的理解极为正确,他的译文甚至有现代学者难及之处。
  这两位天主教修士翻译《菩提道次第》的工作,比民国时期法尊法师从事汉译,从时间上算早了二百多年。在世界佛经翻译史上,这是一件令西方人引以自豪的事。不过,芳济会和耶稣会修士的这些译本,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散佚,或者耽误了出版,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欧洲思想界里,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在西藏当地,除了留心的人偶尔在藏寺钟罄上发现的拉丁文祷辞“赞美我主(Te Deum laudamus)”以外,德拉·派那和德希德理这些人的遗踪,已邈不可稽了。
  现在课堂上正式讲述欧洲人翻译佛经的历史,一般是从十九世纪初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德裔俄国人修弥笃(Isaak Jakob Schmidt)和法国人皮优奴(Eugene Burnouf)这三位东方学硕学算起。乔玛开欧洲藏文研究的先河,修弥笃于藏文外特擅蒙古文,皮优奴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最有天分的印欧比较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专治梵文和巴利文。至于远赴暹罗王廷的法国使节,入藏传道的天主教修士,甚至于更早的教父时代提到佛陀和沙门名号的亚历山大的克莱芒和圣哲罗姆,那都是前史,只有传奇的价值了。关于这方面详确的史实,荷兰人狄雍(J. W. de Jong)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佛学小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有专门介绍。这是一本经典著作,修订再版多次,有哲学家唐君毅的学生、香港哲学家霍韬晦的汉译本。这是霍先生研究佛学和梵文时的译品。狄庸这本小书,以叙述历史和文献为主,对欧洲学者在翻译佛典时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应对困难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对谈得少些。在本文中,我想介绍欧洲人翻译佛书历史上在这方面的几条掌故,想必对喜欢东方学的读者会有些用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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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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