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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话题


□ 王剑冰


散文的多样性

由于阅历的不同,知识积累的不同,生活层面的不同,作家作文的形式和内容也就不同。这样也就构成了散文创作的多样性。
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写成文化大散文,或写成精短美文,或写成哲思小品。不能说会写文化散文的就是大手笔,写短散文的就是雕虫小技。有一段时间将写家庭生活小事的“小女子”批得不轻,原因是她们的作品有损于散文的形象。散文应当是一种什么形象呢?而批的结果是这些小女子的书卖得更火了,读者买账。这也如同批余秋雨一样。
散文界什么都想往外推,只将自己的大门把得紧紧的,结果只会造成观众寥寥的景象。而实际上散文的门不是什么个人意志能够关上的。社会都在发展着,文学会越来越逼仄吗?
现在又有了一种现象——现象是会经常出现的,这才是正常现象,一些自以为走在前面的人,将以往的文章统统视为了传统的写作,惟以为自己的(或自己发现的)是先锋的。也许这些作品确实是先锋的,有新鲜感,有引导意义,但回过头去就会看到,散文何时不在变革着发展着?什么时候出现了“新生代”,新生代后面出现了“晚生代”,晚生代后面又会出现……代。
可以说,后面的总是比前面的好,但不一定可以说前面的就都不好。我们提倡出新,高兴先锋散文,但不要忘了构成散文大厦的厚实的基础。先锋也是立足于这基础之上的,而不可能是海市蜃楼,或原本就是海市蜃楼,经不住时间的检验。
散文的多样性是多样的作者创造出来的,多样性是兼收并蓄,多样性构成五彩缤纷

八、学院派精英

学院派的提法也许并不十分准确。其意思是指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一批散文家。
这批作家有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他们有着高雅的艺术标准,同社会的、体制的泛标准相抵制相冲撞,这种标准带到社会上又往往对原有的标准得以矫正和完善。二是他们较少社会的、生存的经验,也就较少世俗的东西。
他们的作品同原有文学体现的使命感、责任感所不同,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关于历史反思、人性关爱,精神追求的作品。他们在文中传递的是一种知识本原,一种先锋精神,一种超俗的全新理念。
这些作家在大学就是一些文学社团的领尖人物,是一些有着写作经验和成就的老师的得意弟子。他们对于散文的追求在写作形式上往往走得更远。以致于开始不一定会为文学所接受。前些时的新生代、晚生代中的大部分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上面提到的先锋散文作家中也包含这些人。
他们带给散文的,应该说是健康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新鲜血液。
从学院派身上往往能看到团队的影子,感觉到一种劲拔的风向。实际上,一些文化散文的撰写者,往往也是一些老牌的大学生,有的就是长期在学院里工作。年长的和年轻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就会不断地激活思想、调整思维,在故有的散文领地完成新的突围。
当然,学院派也有他们的不足,一些人的作品带有了明显的苍白和贵族气。他们还需要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获得认知和体验。

九、女性散文创作

当代散文创作中,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女性散文作家的贡献毋庸置疑。
那是一大批在队伍前面举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年轻的女性,叶梦(代表作《羞女山》、《创造系列》)、苏叶(代表作《总是难忘》、《去老舍茶馆》)、唐敏(代表作《女孩子的花》、《走西口的长途电话》)、王英琦(代表作《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我遗失了什么》)、曹明华(代表作《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李佩芝(代表作《小屋》、《生命的追寻》)、梅洁(代表作《爱的履历》、《通往格尔木之路》)、斯妤(代表作《凝眸》、《蓦然回首》)、李蔚红(代表作《生命的响声》)、韩小蕙(代表作《悠悠心会》)、张立勤(代表作《痛苦的飘落》)、丹娅(代表作《心念到永远》)、匡文留(代表作《一个冬日的断想》)、张爱华(代表作《门缝·童年》)、张彬彬(代表作《红兜兜》)、马丽华(代表作《藏北游历》)、于君(代表作《我的三次初恋》)等,单看作品的题目,就能感觉到这些女作家在新时期那种久旱逢甘霖的环境里,怎样地释放和发泄自己的感受。她们不再犹豫,不再躲藏,就这么痛痛快快、大大方方走到前台,以自己的才华放声地歌唱。尽管歌声中有长久的压抑、生活的苦痛和感情的迷惘,但更多的是欣逢的快乐和幸福
还有一些女作家:铁凝、赵玫、舒婷、周佩红、筱敏、黄晓萍、韩春旭、张抗抗等,这批女作家着实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感染了整个文坛,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这个时期,是这一批女性散文家的春天和夏天,他们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共同扮亮散文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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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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