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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与梅花分夜永


□ 赵越胜

  辅成先生诞于辛亥革命那年,依中国的传统算法,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诞辰。先生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驾鹤远行,也逾周年。百年诞辰与仙逝周年交集,先生至仁之人,得百年之寿,真可谓“仁者寿”。
  《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先生就是一盏放在灯台上的灯。他照亮了一家人,这家里有求善问道的莘莘学子,有漫游精神世界的读书人,也有辛劳于野的大众。先生为他们启悟、解惑、发言,一生跋涉于探索求真之途,经历过彷徨困惑的苦恼,也饱尝体悟明道的欢欣。无论逆境顺境,先生都反身以诚,持守着中外先哲们所昭示的理想,担负着阐发至善的劳作,一生不落名缰利锁,以恬淡充和之气,葆有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纯正品格。
  先生出身蜀中布衣,家境清贫,所幸自求学始,便接触宣扬新思潮的书刊,经亲朋好友指引,享受到“雪夜关门读禁书”的快乐。先生博览群书,从中国古典到世界时新思潮无不涉猎。同时,“对俄国文学和托尔斯泰发生浓厚兴趣”。他一生致力于道德哲学,其立场、视角颇受托翁影响。
  先生一九三一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笔耕甚勤,展现出人文科学方面的卓越才华。一九三二年,便发表长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阐发两大伦理学派真意,又细论“伦理学”、“科学的道德论”及“道德的形上论”的区别,批驳胡适之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概念混乱。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先生指出:“在努力道德的人,自己一定是真实地假想着正义是永存的,人的生命当付与正义。所以身体虽亡,只要正义可寄托吾生,如是道德生命自然必丰富,自然必含着不朽的意义了。”先生称自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并终身持守这一道德理想主义立场。
  先生在研究康德伦理学时,注意到康德美学思想的重要,“深感当时对康德的美学,而且康德美学中许多伟大的地方,如崇高或壮美问题、天才问题等等,也多不被重视,便作《康德的审美哲学》”。此文对在中国开展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实有奠基之功。
  先生发表《克鲁泡特金的人格》,高度赞扬克氏舍己爱人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先生从斯宾诺莎和克鲁泡特金身上看到了一个读书人所应进入的道德境界,“独立精神是我们读书人从书中得来的最高道德”。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我觉中国现代人有一个极大的错误意见,便是以为学问与精神乃是两回事。以为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要有品德,有品德的人不一定有学问。……试看在学问上有成绩的人,谁不是在精神上也是多么伟大?他们何曾是把精神与学问分开?”先生把对克氏的钦敬当作自己一生的准则:做人,再做学问。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先生与唐君毅等人在成都创办《重光》,并任《群众》杂志主编。除了抗战宣传之外,先生开始反思文化问题,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根基处发掘救亡图存的力量。先生发表《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一文,宣示“天助自助,能救自身者惟恃自身发出的力量”。先生问道:“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固有文化,是否有能力足以担当打破这危局的责任?”随后,先生分析文化之立基于人格,为每一个体生命所有。先生指出:“我们讲文化,要首先承认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深受文化的洗礼,都有文化,也因而都有其庄严的人格。”“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先生说,“文化该是这一个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它“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之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他断言,这个生命文化之流滥觞于华夏田野,是民族屹立长存的最终保证。先生以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乡间的农民身上。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相信,中国文化终能担当打破危局的责任,因为它蕴藏于普通民众的人格之中,亦是人权的根基。人格立而人权彰,人权彰而尊严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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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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