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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与古典传统及其评价


□ 高 玉

  内容提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具有单纯性,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也不是单一的整体。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不仅相互制约,而且相互作用,这正是现代文化与文学富于张力的原因。现代文化与文学和传统文化与文学有着深层的联系,只是“转型”并没有“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它不是在传统的灰烬上重建。五四时很多的言辞都具有策略性,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来理解。文学革命具有必然性,它是历史的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不应该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评价和定位五四,不能用今天的现实状况和理论水平来要求五四。当代文学在精神上并没有违背五四。
  
  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有失误的地方,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很多弊端都可以从五四之中找到历史的渊源,所以,对五四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意义的总结是非常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评价和定位五四,我们不应该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现实状况和理论水平来要求五四,很多人都把目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归罪于五四进而否定五四,我认为这是反“历史”的,也是标准错位的。那么,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是否是断裂的关系?在现代与传统的意义上我们如何评价五四?本文将主要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
  
  近年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否定性观点越来越多,比如批评白话文运动,郑敏认为:“将文言文定为封建文化并予以打倒,其结果是播下整个世纪轻视汉语文化传统的政治偏见的种子”。再比如批评五四把“科学”和“民主”绝对化,张灏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他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用这两个“先生”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还有诸多具体的批评,但根本性的批评也是最多的批评是认为五四极端反传统,从而丢弃了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断裂。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有误解,对中国现代文化特征和性质的判断也是错误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的,他们的理论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他们通常被称为“新文化派”。但五四以后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包括文学却是一种复合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并且相互作用,因而所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具有各种因素,既有西方的因素,也有中国传统的因素,既具有西方性,又具有中国传统性,这两方面相融合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和文学,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而具有新的品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具有单纯性,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也不是单一的整体。
  很多人都把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理解为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提倡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这是很大的误解。五四时期,在文化和文学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实践,从极端传统派到传统派到折衷派到西化派到极端西化派,从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从“中”到“西”的链条。极端传统派也可以说是极端保守主义,以辜鸿铭为代表,五四时期以主张“复古”而有名。传统派也即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有“学衡派”诸君子以及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等。折衷派也即调和派,以伧父、刘鉴泉为代表。西化派也即“新文化派”,当时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为代表。极端西化派则以陈序经为代表,当时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名。并且这每一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历史渊源,比如辜鸿铭的极端复古主张就可以追溯到杨光先、倭仁那里,杨光先非常有名的言论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传统派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化派实际上是魏源、林则徐、王韬等人“师夷”主张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而陈序经“全盘西化”则把向西方学习极端化或者说绝对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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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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