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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上)


□ 项怀诚 马国川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建国六十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以下简称“项”):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一九五二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马:李先念先后当了二十一年,是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 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办公室是在国务院。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吴波从一九五二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们这茬儿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马:您是山东大学毕业的?
  项:我祖籍江苏,后来跟着父母到上海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当时全国统考,一九五六年我考进了山东大学,学的是中文。我们那一届扩招,就像现在的扩招一样,不过那时是把在职的干部吸收进来,叫做调干生。调干生年龄都偏大,我们那一班里年龄最大的三十五岁,我算最小的,十七岁。
  马:在大学里,您想毕业以后做什么?
  项:当时的学生,毕业以后没有自我设计的问题,都是组织分配工作。我一九六○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来“山大”挑人,我被选中了。
  马:您是学中文的,为什么会进计算机研究所呢?
  项:原因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个“俄汉机器翻译研究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前沿性项目,对人员的要求是第一要懂一点外语,第二要懂一点数学,第三要懂得中文,还有就是要年轻的。
  马:您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项:我想是吧,没有人跟我说过。我报到后,先送到人民大学去学俄语,一边进修外语,一边开始研究工作。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具备,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一九六二年国家进行整顿,这个项目就下马了。我们这一批研究人员里,一部分本来就是学数学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所以就留在计算所里。一部分是搞语言的,就把他们送回到语言研究所去了。本来,计算所对我的使用就不太合适,根据我的条件,组织部门认为我到大学里去教书可能比较合适,所以就找了很多学校,包括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等,叫我去教什么英语、俄语。因为它们看了我的简历,误认为我是学外语的,我说,要我教汉语,可能还凑凑合合,俄语、英语我是教不了的。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爱人正怀孕,所以我不愿意离开北京。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就行了。
  马:不服从组织行吗?
  项:那一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向会议代表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还是蛮舒畅的,组织部门对知识分子的分配也比较慎重,认为我的要求通情达理。恰好也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开了个会,叫做“西楼会议”。会议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决定在财政部税务总局设立一个机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监管。
  马:财政部招人,机会来了。
  项:对,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当时没有其他的要求,留在北京就好。一九六三年初我就到财政部工作了。从那时起,一直到二○○三年调离财政部,我在财政部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
  
  在财政部成长起来
  
  马:从学中文到去计算所搞研究,然后又到财政部,这个弯转得很大。
  项:计算所搞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和数字打交道,这样增长了很多知识。我在财政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做办事员,这个处负责监督国有企业利润的缴纳。
  马:假如当时把您分到云南或其他边远地区,中国可能就少了一位财政部长。
  项:我进了北京,进了中央机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不是万里挑一,而是几千万里挑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财政部许多人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我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份去的,待了三年。
  马:主要做什么?
  项:种棉花、种水稻,我干了一年农活,第二年就开始教书。财政部干部认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就为自己的子弟办了一个中学和一个小学,把我调去当老师,所以叫我“老九”。我教的是中学,语文、历史都教过。我们的教学质量确实比当地要好,因为老师都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留苏的副博士。学生后来也都非常有成就。我当了两年老师,一九七二年四月份又把我调回来,去预算司,当时预算司司长点了名要我。“文革”中,李先念还是财政部长,可是基本上“靠边站”了,虽然没有被打倒也管不了多少事儿。当时财政部实行军管,殷承桢同志到财政部做军管会主任。财政部名义上还是李先念领导的。殷承桢这个人非常好,是一个老红军。他对我们都特别好。当时他出差,点名要我跟着去,他们把我叫做“拐棍”,因为部队的干部不懂财政业务,把我当他们的“拐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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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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