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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学林缘识广 鸿濛微象问精深——邓绍基研究员访谈录


□ 程 芸

  邓绍基先生,1933年2月生,江苏常熟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部主任,曾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杜甫研究会副会长、《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所学术顾问、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邓绍基先生五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学史、学术史的多个领域,既擅长宏观的理论阐发、总结,也精于微观的文史考据、实证,尤以对文学史学科的总体性探索和对元代文学的专门研究而享誉学界。本刊特委托武汉大学教授程芸博士就相关问题采访邓绍基先生,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程芸邓先生,您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与民国学人乃至“五四”前贤多有交往,也在新时期以来的中青年学者中很有“人缘”,还经常接触21世纪的研究生、大学生。而且,您一直在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任职,是许多具有“学术史”意义的现象、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组织者。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委托,想就您的治学经历和体会做一次访谈。
  邓绍基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的盛情。我近年在外出讲学和一些文章中,也有意识对以往作些回顾。我们可以放开来谈。
  
  一、学术因缘,斯世同怀
  ——五十余年问学的回忆与感怀
  
  程芸近十多年来,学术史研究蔚为大观。据我个人观察,多是“专题史”或“问题史”的路径。是否可以采用别的进入方式?我以为所谓学术史,回避不了学者个人、群体、代际之间的“因缘凑合”,也绕不开对学术“生产体制”的描述与评价。是否可以说,这和做思想史研究一样,“内在理路”与“外缘依据”,都不可偏废?
  邓绍基我同意你的看法。学术史的核心固然是学术问题的研究史、学术发现的推进史,是需要探究“内在逻辑”、讲究“学理性”的,但学术现象之发生,又受到很多偶然性、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如学者之间的传承、影响、互动,就是活生生的学术史。我总觉得,今天回顾学术史,除了获得真知灼见,也应学习前辈的种种美德。如我的业师赵景深先生的《元人杂剧辑佚》和《元人杂剧钩沉》,除了反映出他个人的努力外,还可见出前辈学人之间的高情雅意。《辑佚》出版后,顾随先生、郑振铎先生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都提供过新材料或新看法,景深师在《关于<元人杂剧辑佚>》一文就记录了这种学人之间的文德。我们从《辑佚》序文中,可发现景深师辑佚工作的艰辛,但众家补充商讨,又功不可没,因此《钩沉》出版时,景深师又在后记中说:“一事之成,端赖众力”。至于你谈到的“学术生产体制”,我想,这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可能涉及传统的师承家学和当今的博士生导师制等等,既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也涉及个别现象,需具体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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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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