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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时代”的作家


□ 董炳月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都是在国家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精神高涨的背景上展开自己的话语行为。在民众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作家不可避免地会被“国民化”,“国民”的内在规定性及其话语行为主体与这种内在规定性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决定着话语的基本内容与形态。
  平江不肖生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留东外史》于民国初年在东京开始创作——这一事实在多重意义上均具有“原型”性质。尤其是作品表现出的鲜明的反日、侮日态度,不仅是甲午战争之后日中两国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在国民感情层面上的折射,而且显示出中国现代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与日本扩张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情感也为留日的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孙工拥有,并通过留日作家的口被理性化地表现出来。一九三六年初,郁达夫在《雪夜——自传之一章》(发表于《宇宙风》)中说:
  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对圈子里夺利争权的皇帝之子孙,若要叫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哪〕一国去住上两三年。印度民族的晓得反英,高丽民族的晓得抗日,就因为他们的祖国,都变成了外国的缘故。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能够坦白到像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同年年底,周作人在《谈东方文化》(发表于《立报》)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认识,指出:“一盘散沙似的中国民族近来略略养成了一点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这都是受日本之赐。”日本的侵略是现代中国“国家想像”的主要材料,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主要是以日本为指向的。这种精神投射在作家的创作、思想活动以及生活形态之中,除了前述《留东外史》的创作,另有孙工《续一个青年的梦》与包起权《肉弹》的创作,有周作人“儒家文化中心论”的提倡,甚至有平江不肖生的投身抗日、送子参军(空军)、父子两代在空中、地面与日本入侵者进行“立体作战”。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个事实象征着近代日本的侵略行为与中国人国家意识觉醒、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之间的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曲的词作者田汉和曲作者聂耳均曾留学日本,而且,聂耳溺死在东京附近的海里。
  日本现代作家在思想状态、情感状态方面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起因于国民身份的差异。他们是作为在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中率先获得成功,并因此展开对外扩张的日本国的国民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樱井忠温创作《肉弹》,佐藤春夫创作《亚细亚之子》并作为“笔部队”成员往中国前线(以及东南亚)采访,武者小路实笃放弃和平主义理想、创作支持战争的《三笑》,片冈铁兵维护“皇国文化观”,所有这些话语行为本身都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工具,因此具有帝国主义文化的性质。
  在中日两国进入敌对状态之后,两国国民的民族意识各自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指向。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中日两国文学关系的特质。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作家民族主义精神高扬的结果,同时也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文学的对立物出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趣旨》首先指出抗战开始之后中国文艺阵营与其他文化部门相比显得沉寂,然后说:“反视敌国,则正动员大批无耻文氓,巨量滥制其所谓战争文学,尽其粉饰丑态,麻醉民众的任务。”在此背景上,与日本作家群成为“笔部队”相对应,中国作家的笔也“枪”化了:“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一九四二年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与三十年代日本作家的“笔部队”一脉相承,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文学报国会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二者构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称性结构。
  《国民作家的立场》一书展示的是国民意识的对抗在中日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两国文学关系中的具体存在形态。这种对抗发生在现实政治、文化观念、文学表象等不同层面。《留东外史》与《续一个青年的梦》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直接批判,《亚细亚之子》对日本扩张的美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抨击,是发生在现实政治层面。而围绕“儒家文化中心论”的冲突,则是发生在文化观念的层面。佐藤春夫还对日本的扩张进行文化解读,在文化的层面上赋予日本的扩张以合理性,而郁达夫在抨击佐藤春夫的文章中,也将矛头指向日本文化,斥之为“抄袭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意识在文学叙事层面上的转换——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性别)、语言等文学元素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为国家的隐喻,承担着特殊的叙事功能。在樱井忠温的《肉弹》和包起权的《肉弹》中,军人的身体化为“肉弹”在死亡中获得的意义,是通过这种死亡对于各自的国家的价值建立起来的。身体所具有的暗示性在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中被发挥到极致。在那里,以中国男性为夫的日本女性的身体被比喻为亚细亚的母体,在混血儿的血液中中国与日本也完成了融合——融合为“亚细亚”。与此不同,在中国作家平江不肖生这里,日本妓女的身体成为反面的隐喻——《留东外史》为了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将日本“妓化”。郁达夫的《日本的娼妇与文士》虽然是一篇檄文,但其将失去“操守”(政治操守与文化操守)的佐藤春夫等日本文士指为“娼妇”的比喻,与《留东外史》将日本“妓化”体现出同样的逻辑。语言问题在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这篇作品中,日语和汉语都被作为“国家”的象征物而获得了语言之外的意义——对于郭沫若与佐藤富子所生的混血儿来说,既会说日语又会说汉语与血管里流着两国人的血一样,成为“亚细亚之子”的主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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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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