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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与小说的语言的差异


□ 古 耜

散文与小说的语言的差异
古 耜

  在文学天地里,诗歌近乎于精神舞蹈,这决定了它的语言除了遵循文学语言的一般规律之外,更多拥有意象、隐喻、通感、变形之类的技术化特征,同时呈现出整体的跳跃性和韵律感,这与散文语言常见的“漫步”和“絮语”状态,形成了一目了然的差异。戏剧因系“摹状”艺术,所以,它的语言主要是“为人捉刀”——在凸现角色性格的同时推进作品的情节与冲突,这同散文语言本质上的“夫子自道”,亦有明显区别。而在直观的语言表述层面,真正同散文构成交织与纠缠的是小说,这不仅是指按照西方的文学划分,小说和散文均属于叙事文学的大范畴,它们在大的语言功能方面一脉相通;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种文学样式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手段,如描写和叙述以及其相应的修辞伦理,常常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互换性,以致使不同文学样式之间的语言个性,一时难以清晰和确切起来。然而,即使如此,在我看来,散文语言和小说语言毕竟是两回事,它们的差异和不同依旧是可以分辨的。而进行这种分辨的入口就在于:无论小说和散文有多少外在的相似与相近,它们各自的文本世界终究承载着不同的艺术使命。具体来说,小说大抵是一种再现性艺术,它的要义是尽可能生动、也尽可能深刻地讲述一段客观发生的、属于他人的故事,虽然其中并不缺少有关人物内心深处的发掘;而散文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表现性艺术,其宗旨在于通过笔触的内窥,传达作家主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尽管其中也每见心灵折映的大千世界。如果我们认同以上分析,而又愿意沿着这样的思路再作推进,那么,厘清小说和散文的语言疆界便成为可能。

  首先,小说因为要再现客观的社会场景和人物命运,所以,其语言必须是宏观着眼,大处落墨,追求一种整体的、画卷式的叙事效果。也就是说,要超越具体的、微观的语言把握,而把营造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作为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任务。小说语言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出现某些局部的生涩或粗糙,也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又瑕不掩瑜,最终无伤大雅。相比之下,散文是作家心灵与人格的外化,这种性质和使命反映到语言上,虽然并不排斥整体的形象性和画面感,但它同时必然更讲究微观的精致性和细节的完美感,即要求语言在遣词、造句、组建句群和调度段落的层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丰富性和耐读性,否则,便难以真正贴近作家的生命,更无法深切传达作家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这里,我们不妨引入学术界的“语象”概念,以作为理论支援。据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要略》介绍:文学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形象,是两个既有交叉、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划分的依据是:西方文论家把艺术形象分为描述、比喻、象征、场景、人物五种含义。其中场景、人物的完成,浸透在情节演进之中,需要足够的语言长度和反复的笔墨皴染,因此,堪称是超越了个别和具体语言现象的宏观的艺术形象;而描述、比喻和象征则是在微观的、具体的语言层面展开,它们支撑着整体的艺术形象,却又有着不可忽视的审美自性,这就是所谓的“语象”。从这样的概念出发,我们庶几可以断言:小说语言主要是一种宏观的形象化语言。而散文语言则本质上是一种微观的语象化语言。后者因为以自身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更接近文学语言的纯粹状态乃至高级境界。
  其次,小说因为需要再现所讲的人物和故事,所以它的语言必须追求栩栩如生的画面感和视觉性,必须有利于把读者带入可感可触的艺术情景。从这一意义讲,小说语言应当是建立在形象思维基础之上的充分的感性表达。而散文则以展现作家的内宇宙为旨归,这便要求它的语言只能同作家的内宇宙一样,保持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感性因子和理性因子的整合与统一——就此点而言,把散文写作简单的归入形象思维和感性抒发,显然并不准确。而从散文创作阅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量的、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是融思想、情感、学识于一体,集描写、叙述、议论于一身,是感性与知性的相辅相成而又相得益彰。关于这点,余光中先生曾有精彩的论述,他说:“散文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他甚至断言:感性与知性的把握和调配,是散文写作的一大艺术。这似乎也在提示我们,更多的知性参与,确实是散文语言有别于小说语言的一大特点。怪不得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要说:我常常把搞不清的东西写成小说,而把搞得清的东西写成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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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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