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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政治学


□ 赵京华

  如今,“竹内好”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扩散到欧美和东亚。二○○四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曾举办题为“竹内好——思考亚洲另一种近代化的思想家?”的研讨会,随后两年里,中国上海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也相继召开了“鲁迅与竹内好”和“日本、中国、世界——重估竹内好及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等学术会议。与此相伴随的是近几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在日本国外被翻译,并在日本国内重印。这与竹内好一九七七年辞世后一段时间里被边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竹内好问题”的升温还有一段前史。一九八七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日裔学者酒井直树发表《近代批判:中断的计划——后现代诸问题》,从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一语境出发,在竹内好去世十年后重提其“亚洲的抵抗”命题。一九八九年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出版《作为方法的中国》,试图在中国研究上摆脱竹内好形成于战后的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架构,将中国视为具有独立于西方近代化经验的历史实体,以思考走向多元化世界的思想方法论。而“作为方法的中国”无疑受到了竹内好“亚洲的抵抗”、“作为方法的亚洲”等概念的启发,两者构成明显的批判性继承关系。随后,沟口雄三与东京大学同行合编七卷本丛书《在亚洲思考》,更将上述问题意识推向整体的亚洲研究,倡导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近代化模式的“亚洲论述”,得到了北京、首尔、台北一些学人的积极呼应。而这新一轮“亚洲论述”背后,则隐含着一个作为思想资源和话题原点的呼之欲出的“竹内好”。
  然而,竹内好有关“亚洲近代”的思想话语,决非可以直接作为透明的知识架构和概念工具而应用于当今的。例如,他在五十年代依据鲁迅的“抵抗”和革命中国的近代化经验对日本乃至西方近代性的批判,通过战后日本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民族主义的重估,包括通过“近代的超克”论对大东亚战争“二重性”的解读,以及六十年代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命题等等。对于深深烙有日本昭和时期意识形态色调而又颇有思想深度和批判性的竹内好上述一系列思想话语,有必要从那段包含着帝国主义殖民战争暴力的“昭和时代”历史总体上加以清理和解构。这不单单是为了“政治正确”,更不是要纠缠历史问题以掩盖竹内好的光辉,而恰恰在于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搭救出他那独特的思想遗产。不如此,人们便难以从被帝国主义殖民逻辑严重污染过的“解放亚洲”、“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亚洲原理”、“作为方法的亚洲”等带有歧义性的思想概念而为今天所用,更无法消除当今讨论东亚问题时常碰到的质疑∶你讲的是谁的亚洲?“东亚共同体”构想会不会是历史亡灵的再现?
  二○○八年五月,以思想批判尖锐著称的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出版了新著《何谓“近代的超克”》。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对上述“竹内好问题”及其“亚洲论述”给出最有力的批判性解读的一部著作。该书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同构关系入手,通过引入“世界史的立场”和“大陆政策十年之检讨”两个同时期的座谈会,以及诗人保田与重郎“文学的反叛”和哲学家三木清对“东亚协同体”的理论建构,力图整体呈现“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特征和问题所在。全书的主旨在于“昭和意识形态批判”,而讨论的核心则是“竹内好问题”。归纳起来,我认为子安宣邦通过对昭和时代的整体把握,对“竹内好问题”的以下三个方面给出了独自的解读。第一,竹内好战后的思想话语与日本浪漫派反讽式的近代批判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的哲学”之逻辑具有同构性,反映了“昭和日本”意识形态上的基本特征。第二,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论是一种大东亚战争论,其“战争二重性”说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而将“二重性”说推至日本近代史的整个过程,由此构筑起来的“亚洲原理”等,则是竹内好对抗“欧洲原理”而画出的一条抵抗线。第三,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也是一个无法实体化的思想抵抗线,即在世界史上持续地画出一条抵抗的亚洲线,立足亚洲转守为攻去革新和发展源自欧洲的近代价值。这是最值得我们今天作为思想资源来继承和重构的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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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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