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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私纪录片的起源与现状


□ 那田尚史

  那田尚史(Nada Hisashi)
  电影研究者。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 获文学硕士学位。专门研究先锋电影、私电影、小制作电影等。目前是早稻田大学和东京理工大学的兼职教师。
  在当今日本,“日记电影”通常是指约纳斯· 梅卡斯1 的《追忆立陶宛之旅》(1972)被介绍到日本之后出现的某些影片,但是如果这个术语能真正表明电影可以成为一种日记形式的话,那么“家庭录像”也应该算进来,或许还应该包括那些以个人视角为特征的任何一部纪录片,以及类似私人信函或个人散文类的影片。
  尽管我们称之为“日记电影”,但实际上它们几乎都不会按照记流水账的方式去机械地记录一天的事情(一个罕见的例子是铃木志郎康1980 年的作品《15 天》)。毫无疑问,严格说来“日记电影”跟写文章相差甚远。
  正因如此,即便“日记电影”的叫法已很流行,但它有时还是会被“散论电影”、“个人电影”等名称所代换。有时候,我还会借鉴了日本传统小说中以暴露隐私和表现自我而著称的“私小说”概念,使用“私电影”这个术语。另外,现在绝大部分作品是为电视台制作的,“某某电影”的说法本身已经毫无意义。因此,最新的叫法是“私人纪录片”和“私纪录片”。在本文中,我把上述各种类型的个人纪录片统称为“私纪录片”(Self-documentary),指视觉艺术家直接拍摄自己或者记录私人环境的作品2 。
  如果我们首先追溯梅卡斯创作私纪录片的动力之源的话,那我们应该看到一些潮流——“二战”期间新闻纪录电影、战后“汇编片”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电影方法等。
  我认为有一点很关键。“二战”结束后,反映战争暴行的汇编纪录片激增,它们让人意识到那些反映现实的影像所具有的巨大威力,由此引起审美意识的转变,产生了道德立场鲜明的、极度反对舞台手法的静态写实主义影片,例如梅卡斯所推崇的理查德· 利科克及其他人的那些作品。还有以让· 鲁什为代表的真理电影,它们试图用摄影机直接刺激拍摄对象,通过镜前反应去寻找他们的真实样貌。
  在这些影响下,梅卡斯开始制作他独特的私纪录片,从个人化的视角窥探人类历史的秘密。《追忆立陶宛之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1950 年梅卡斯移居美国到1953 年之间的日常情况,主要讲述他和弟弟及布鲁克林各难民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是1971 年在立陶宛拍摄的。伴随着动人的解说,画面成为梅卡斯的老母亲及家乡亲戚的颂歌。第三部分的拍摄始于汉堡郊区——梅卡斯在战争期间曾被迫在这里劳改一年,然后转到维也纳——既展现城市风光,也记录了他和一些电影制作者的会晤。尤其感人的是没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第二部分。梅卡斯告诉我们,诗意和感动往往来自一瞬间,如当年迈的母亲看到久未谋面的儿子时,那布满皱纹的笑脸;当他狼吞虎咽地喝下自家地井水后,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水”。梅卡斯自身是一名流亡者,他的独创性在于他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肩负起“人类历史观察员”的功能,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威廉· 迈斯特和难民合一”的角度。梅卡斯视角的吸引力在于他交织了上下两层视角:上面使用人类学方法并带有先验色彩,下面却在观察现实的原样。从附录的年表中可以得知,梅卡斯的“私纪录片发现”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 斯坦· 布拉奇治正在拍摄“先锋家庭录像”,例如在《腹中婴儿在水中》3 (1959)中,他和妻子在孩子诞生时互相拍摄。他制作了很多其他直面人类生死的影片,极度个人化,同时又反映普遍性问题,风格纯净无尘,我称之为“史前私纪录片”。
  现在我们的话题再回到日本。1923 年,日本进口了9.5 毫米的所谓“百代宝贝”摄影机和16毫米摄影机,1932 年又引进了8 毫米摄影机。上世纪20 年代末至40 年代初,在一小部分导演的推动下,业余电影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家庭录像”这一重要类型自然也包括在内。如果以“日常”和“反常”来进行区分的话,家庭录像拍摄的基本上都是“反常”时空4 。以四季为例,春天拍摄樱花盛开,夏天拍摄海边冲浪,秋天拍摄落叶凋零等等。如果说这是经线例子的话,那么纬线的例子便是:孩子出生、七五三节、入学仪式、毕业典礼、婚庆典礼等,人生中的这些重要时刻往往成为家庭录像刻意挑选的题材。除此之外,娱乐也成为电影的重要内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时髦的体育运动感兴趣,网球、棒球、登山、滑雪等都成为热门拍摄的题材,同时也出现了大量记录寻访名胜古迹或者乡野记游的电影。
  到了40 年代,“电影法”规定电视必须播放文化电影(依照国家政策拍摄的教育纪录片),电视对纪录片的需求因此增加。在此背景下,著名纪录片导演——如今已被奉为大师的龟井文夫,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拍摄了大量优秀的反战、反专制纪录片。
  20 世纪60 年代, 纪录片的发展走在电影史前沿。川中伸启指出60 年代后半期独立纪录片运动成为先锋运动的潮流,比如野田真吉、粕三平、东阳一、土本典昭、小川绅介、长野千秋、间宫则夫、岩佐寿弥、西江孝之、羽田澄子、平野克巳、北村皆雄、星纪市、黒田辉彦、山谷哲夫、布川哲朗、城之内元晴、原一男、铃木志郎康、高岭刚等5 。著名导演小川绅介一方面制作了很多反政府的激进影片,如《三里冢》系列;另一方面他又转变风格,定居农村拍摄村民的日常生活,以揭示日本的民族精神。比如在《牧野村千年物语》(1986)中, 他使用了非常前卫的手段, 请当地农民集体表演舞蹈,扮演他们的祖先,再现山村的历史。土本典昭则通过水俣系列影片谴责工厂造成环境污染,使世人关注水俣污染问题。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这两位先锋、激进的导演对日本纪录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龟井文夫开创的纪录片导演具有的道德立场。这些纪录片导演以书写重要历史(揭露政府和大企业的过错)作为己任,毫无疑问,他们是着眼于“反常”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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