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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服饰的古代、现代、后现代特征


□ 陈 炎 李 梅

内容提要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西方古代的服饰有着超越肉体需要的神学指向;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服饰有着超越感性需要的伦理追求。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西方与中国的现代服饰渐渐抛弃了这种形而上的负累,转向了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而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西方与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又开始了新的反叛,即摆脱了科学主义和功能主义所确立的规范和模式,进行着全新的个性化的审美尝试。
关键词服饰中国西方古代现代后现代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国文化产业与审美文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中期成果。

服饰大致应满足人类三个方面的需要,即调节体温、保护身体的生理需要;区别身份、表达信仰的社会需要;遮蔽弱点、突出个性的审美需要。无论中国的服饰还是西方的服饰,都在满足这三方面需求的过程中,获得了各自内在的文明价值。同时,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使其各自的服饰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形式,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指向。
在古代文明尚未建立起来的蒙昧时代,西方与中国的服饰都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为目的的。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服饰的社会需要开始膨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高出了生理的需要,出现了超出使用功能之外的形而上指向。所不同的是,在西方古代宗教文化的背景下,这一指向主要是超验的宗教神学;而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这一指向主要是世俗的伦理纲常。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精神取代了宗教和伦理的统治地位。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西方与中国的服饰不约而同地抛弃了形而上的文化诉求,自觉地向着人体生理需求回归。但是,这种功能主义的追求又必然地导致了服饰的科学化、模式化、单一化。作为这种现象的反动,西方与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又都开始了全新的探索。在材料和技法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后现代服饰都在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范围内进行着大量的文化吸收,即将古今中西的服饰经验作为自己文化创造的符码和工具,以博采众长的方式加以利用。在价值和内涵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后现代服饰都在进行着没有深度的平面尝试,即不再寻求服饰背后的形而上意蕴,从而将上帝和伦理驱除出服饰文化的领地,或采取戏谑和反叛的方式加以消解。在功能和意义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后现代服饰,都在进行推陈出新的探寻,它们所要满足的,已不再是单纯的生理需要,也不再是沉重的宗教和伦理需求,而是个性的张扬和审美的尝试。



所谓文明,始于一种深度模式的建造。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通过“对象化”的行为改造这个世界,而且要赋予物质世界以“人化”的意义。所以,服饰是一种符号,它有着“能指”和“所指”的双重意蕴。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具体模式不同,其“所指”的内涵和“人化”的意义也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总的来说,古代的西方人和古代的中国人都有神秘的宗教追求,也都有世俗的伦理指向。所以,他们在服饰背后所赋予的价值常常是交叉的:既有宗教的内涵,又有伦理的意义。然而,就其同中有异的相对差别而言,西方古代的文化可称之为宗教文化,因而其服饰背后的深度内涵以神学为主;中国古代的文化可称之为宗法文化,因而其服饰背后的所指意蕴以伦理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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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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