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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创作与教学有双重快乐



采访:侯 亮
受访:谢 飞

这三代导演的产生,都和时代有关。我们第四代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改革开放,各种文艺思潮的形成。从文革之后到九十年代中期这15年,可以说我们第四代的电影作品与当时社会的变迁有着深刻的联系。

三代导演都和时代有关

记者:可能由于电影艺术诞生的时间短,在中国,把导演用“代”来划分是个奇特的现象。
谢飞:按“代”来划分中国导演,是一些人在八十年代中晚期根据当时电影界的现状提出来的。按说艺术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私人化的,没有按代或者年龄来划分的。所谓的第四代,都是在文革前接受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知识结构、世界观的建立也都是在那时候建立起来的,但真正得到拍片机会是在文革之后。第五代这些人是在文革之后受的教育。而我们之前的像谢晋、谢铁骊这些老前辈则是在1949年以前受的教育。由于时代、社会的变迁,这些人在观念方面的差别都特别大。所以说,这几代人还是有着鲜明的区别。
记者:记得您讲课时曾说过,第四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谢飞:像我们第四代,往往被称作桥梁。他们既有文革前非常传统的东西,又比老一代多一些革新精神,和第五代相比又较为保守。八十年代,像我、黄健中、张暖忻这些人被称为“先锋”。在创作会议上这些人就提出来“丢掉戏剧的拐棍”啊,“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啊,当时和第三代还有一些激烈的争论。第三代的一些导演和理论家就认为我们是错误的,说电影语言根本就没有什么现代化和过去化,说我们过于讲究形式,而忽略了内容。
记者:当时大的环境是怎样的?
谢飞:刚才说过,这三代导演的产生,都和时代有关。我们第四代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改革开放、各种文艺思潮的形成。从文革之后到九十年代中期这15年,可以说我们的电影作品与当时社会的变迁有着深刻的联系。比如说反思啊、寻根啊、伤痕文学啊,包括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这些社会现象都非常尖锐地反映到我们的作品中,虽然还不像今天发展的这样多元化,但已经能感受到新思潮的气息。
记者:您在拍《我们的田野》之前的《火娃》和《向导》,现在很少有机会看到了。
谢飞:这两部片子是我和郑洞天老师合导的。我特别想拿出来给学生看,因为它有一些文革遗风,用阶级斗争来图解历史、图解社会。它们对于我惟一的意义就是让我当上了导演,让我们的专业有一个实践的机会。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过程,从我们所受的那些偏左的教育中逐渐成熟、逐渐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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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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