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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所以为欧洲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 朱尚同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我国欧洲学大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乐民先生去世,我将资中筠先生发来的讣告转发给党史学者韩钢先生,第二天就收到韩钢发来的E-mail。他说:“我与陈乐民和资中筠先生都不熟悉,却对他们非常敬重。无论学问还是人格,他们都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合著《冷眼向洋》一直是我给学生布置的必读书之一(恐怕已成为他们夫妇合作的绝唱?)。今陈先生忽然西去,对他来说也许是超然了,却给生者留下哀痛和永久的怀念。天国里多了一颗纯洁的灵魂,人世间少了一位正直的学者。我不知道是该祝贺天国,还是该哀叹人间。”
  这些话,看似极普通却使我憬然有悟。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写的《一代风骨今何在》这篇评介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文章。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中筠先生所指的“一代风骨”着重讲的是人,是一种学者之“魂”,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的,是一种浩然正气。我想中筠先生那篇文章,所指的那种风骨,不也是五十一年忧乐与共的她对乐民先生最恰当的推许和纪念么!
  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据我这样一个曾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学学者的体会,思想和学问融汇中西,人格独立,不随俗,不媚俗,不因权势、利害、宠遇、逆境而折腰,不与潜规则同流,坚持守着“士”字的士,确乎是难矣哉,少矣哉了。韩钢说陈先生“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就这一高度而言的,是一个晚辈党史学者对一位欧洲学大家心仪的追思。
  乐民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既平正通达,又以诚为性命,凛然有节概,一以贯之的是民主和科学的五四精神。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岁末印送的致友人书中说:“从陋室(“芳古园陋室”,乐民先生家)向外望去,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却令人忧思不断,这些忧思常流诸笔端。”又说:“平时看书和所思所想仍然不离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在比较中加深西方‘启蒙’运动对一个民族振兴的悟解,盖横踞心中者,常觉吾国吾民尚需启蒙。”在另一文中更急切地说:“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留下的任务,那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职。”他写这些话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血液透析已进入第八年的时候,而念兹在兹还是这民族振兴之道。套用白居易与元九书即可见他“行守高洁,志在兼济,奉五四精神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文”。韩钢说他“忽然西去,对他也许是超然了”,是由文及于人而懂得乐民先生的。乐民先生自称和胡绳先生一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等到“文革”中后期,一旦悟而求解,就自然背负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令人忧思不断”社会的责任重担了。
  他何尝不想求超然和闲适呢,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又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进协和医院,因长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瘘,只能勉力写小楷,录东坡先生“定风波”词,词后题记有云:“东坡遇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吟啸徐行,沉浮均无挂碍,山头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当如此。”就在临近七十写此题记的后十年间,竟然又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或放眼于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化,或深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卓然成家。在他走了,“也许是超然了”之后,中筠先生和女儿陈丰检点他留下的囊帙中,文稿和笔记,尚可出版好几本著作;春蚕到死丝未尽,乐民先生告别人世之际,是言犹未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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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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