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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市场经济”座谈纪要


□ 吴敬琏等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二○○○年初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钱颖一教授做了一个《市场与法治》的讲演,他不是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提出问题,而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问题。他说,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是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易,如果不是靠一套规则来维系,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这种无序状态如果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将导致所谓坏的市场经济。而要想争取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就需要把交易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也就是要有法治。
  比这更早一些,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一九九九年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也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学者提出的法治要求和执政党提出的建设法治国家的纲领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从过去的“人治”、“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和建立“法治”,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一九九七年以后,建设法治的实际进度似乎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快。甚至有时还有渐渐地回到老轨道上去的趋势。比如,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方略,人们往往只讲前一半:“依法治国”,而不提后面一半:“建设法治”。这就是说,在许多官员的心目中,还是把“法”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一种治理的手段,而不是把它看作包括官员在内人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新华社的正式翻译几乎每一次都把法治(rule of law)翻译成ruled by law(以法治国)。这意味着口号虽然变了,指导思想和实际做法还是老一套。
  从最近几年的经历可以体会到,习惯是一种使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为什么人们习惯于原有的思维?因为那种把法律和规则看作官员们“治人”的工具的思想,在中国有着很深刻的历史渊源。人民的统治权利、法律的性质和作用,作为思想理论层面上的问题,在有些国家已经讨论了几千年,我们虽然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但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的无非是“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那么一套东西,甚至讲到“法治”。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评法批儒”运动中被灌输的也是法家所谓“任法而治”。法家不是讲“法、势、术”吗?“法”指法律,“势”是指权力威势,“术”指“帝王术”,即阴谋权术。在这里,“法治”无非是跟权力威势和阴谋权术相并列的帝王统治手段,和现代法治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需要做许多工作来提升全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至少应当使得这个社会里面的中坚力量对于诸如什么是法治这类基本问题,对于民主、宪政、法治等互相界定的范畴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知识分子自己首先需要接受教育。实际上,对于许多问题,像法律中是否有善法和恶法之分,一个国家的宪法要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够作为一个善法的基础;宪法要符合公认的正义,什么是公认的正义等问题都不是那样容易弄明白的。我在进行法学补课的时候发现,法学家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只是自己缺乏足够的知识就是了。对于中国的法制是怎么形成的,统治者如何把法律当成手里的工具实行统治等等我新近才有些感悟的问题,梁治平先生在十年前的《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本书里早就做了清楚的阐明。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真是至理名言。总之,在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之间需要做很多的思想交流和认真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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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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