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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文化》


□ 高丙中 王建民等

关于《写文化》
高丙中 王建民等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至二十日,美国十位中青年学者举办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的研讨会。会议文章最后汇编成书,让学界在一九八六年见到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该书中文版于二○○六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其影响逐渐波及整个人文社科界。在过去二十年里,该书在国际人类学界被高频率地引用。但也有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对它颇为不满,认为对参与观察的过度反省动摇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然而,这并未改变一个事实:《写文化》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证明了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二○○六年六、七月,《写文化》的主要作者和编者乔治·马库斯到中山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进行讲学。一些对《写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于七月十五日在商务印书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并与马库斯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下面是讨论会上部分学者发言的整理稿简本。
高丙中:我们今天把议题宽泛地定为“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生产”,这样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自己要谈的主要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学界通过对人的调查来表述“社会”的知识生产。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都是让一个逐渐专业化的群体站在“看”的立场,去发现“被看”的对象,并从中获得“资料”作为自己说话的凭证。这种关系稳定下来,就在中国形成经验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结构。就人类学而言,这个知识生产结构体现为一些学人借助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种认识关系,农民和少数民族被学术活动对象化,而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在主体化的过程中奠定了社会地位——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过于偏重,甚至单纯以农民、少数民族群体为观察对象来表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并想象这个社会的前景,这是一种很陈旧、很简陋的知识生产关系。
拿人说事的知识生产方式在研究对象和表述形式的选择上都纠结着严肃的伦理和认识论问题。“改造”固然要体现在对传统民族志方法论的“天真性”的扬弃,体现在更精致、更丰富的文本撰写,但最关键的是要重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构既冀望于创造更多机会和优化研究方法,让研究对象自己的声音得以表达,也冀望于这种知识生产关系向国际社会的拓展。对其他社会的意象其实是我们想象自己社会的一个重要来源。可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对象关系。在国际学术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研究、被调查、被表述的对象,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应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来生产关于其他社会的意象,使自己在世界知识场域成为表述的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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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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