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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与彷徨——记辛亥革命文学


□ 顾颖

文 顾颖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绕不开的命题。而至20世纪初那个山河破碎、存亡一线的时代,有识之士更不会放弃文学作为“喉舌”的功能。辛亥革命就事件而言,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而辛亥革命文学,向前可追溯到庚子事变后,仁人志士借文学而发的种种激越呼号,向后则可延续至“五四”新文学对这场革命的沉痛反思。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之祭,通过文学,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慷慨与低迴。

晚清的最后十年,国运维艰,虽然办新政、废科举、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良措施在大张旗鼓地推行,然而积弊难返,民变蜂起。庚子事变后,社会政治思潮骤然转向,这种转向在距离《辛丑条约》签订时间不远的1903年显现出来,“全国各报刊由温和而激烈,由改良而革命……邹容、章太炎的著名革命文章和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是在这一年。陈天华那影响极大的小册子的产生,是在这一年。鲁迅译作《斯巴达之魂》,提倡‘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是在这一年……”(李泽厚),在历史伟力的推动下,时代的主题成为文学的主题。革命志士纷纷借手中之笔为革命奔走呼号,文学之士也多顺应潮流,为时代的演进推波助澜。如果要概述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特点,我想不妨借用鲁迅的小说集名,即呐喊——为唤醒民众而呐喊、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而呐喊、为抵御外辱振兴民族而呐喊。

1902—1911年间的革命文学,题材涉及诗歌、弹词、小说、戏剧、笔记、报章、古体散文等多种形式,主题不外是“谴责” 、“觉民”与“革命”,风格大多慷慨激烈。以纯文学的观点来看,这些作品政治色彩太浓,充满激烈直白的宣传,如邹容对于革命的热烈赞誉:

“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如陈天华对革命内部同仇敌忾的期许:

“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 只缘我,不晓得,民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

如秋瑾抒发以身许国的豪情:

“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

即便是文学色彩偏浓的南社诗人们也高举“革命军”之旗(宁调元“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他们认为:“内讧外侮,纷起迭乘。当今之世,非复雍容揄扬,承平颂雅时矣!士君子伤时念乱,亦遂不能不为变风变雅之音。”因此必以“淋漓慷慨之音,一振柔软卑下之气”(周实)。

这样的作品,如果从纯粹文学的角度,当然大有可贬揶之处。然而,这样的作品,却绝不可以以单纯的文学视之,这是尼采所谓以“血书者”。那些激越的“叫嚣”之下,直陈一片敢于“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的赤子之心。邹容、吴樾、陈天华、秋瑾这几位辛亥革命前夕以身许国的义士,年龄最大的也不过32岁,而且,他们的牺牲都带有明知死路、义无反顾的性质,这些自蹈死地的英雄们先于时代的慷慨悲歌,以其生命和热血直击黑暗的现实与卑弱的国民,因而即便缺少“藻饰”、“迂回”、“起伏抑扬”之属,依然能振聋发聩、感发人心。义士为文如是,革命的文士们同样关心国运甚于关心文辞,因而可想当时文坛横行的是何种草率粗砺之气,不过其中之佳者,却别有一种草率粗砺之美。如南社诗人高旭的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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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上海艺术家 Tags: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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