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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现代与传统之间


□ 刘慧英

曾几何时晚清成为一个令许多人心仪的历史时期,一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使得曾经辉煌一时的“五四”减色三分,而让曾经黯淡无光的晚清大为增色,这都源于一定的历史语境。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刘人鹏的《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只标明页码)一书就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晚清热”中,它不仅谈晚清,还谈晚清的女权,晚清与女权构成了这本书的主题,也构成了读者心中的问题。
刘著共分四个部分:一、以追溯中国传统等级文化为开篇,进而试图讨论晚清出现的“男女平等”论与传统圣学论述阶序格局的关系,以及在晚清语境下“平等观”的多重翻译的杂糅性。作者认为,这样的“平等观”一方面翻译了传统儒、墨、佛等不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翻译了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它镶嵌于后/抗殖民情绪的二元结构,以及性别体制的二元框架中。二、以马君武在1902年所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为例,试图勾画这个翻译过程中,透过原本已不平等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移动与转换,折射出帝国/国族主义之殖民认同与反抗,以及这个认同/反抗中摆荡在性别、国族之间的复杂权力结构与交织作用。三、分析晚清至“五四”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美人”的欲望,论述帝国/国族、性别论述中纵横交错的结构关系,以及现代化进步论述中各种抽象范畴所含括不了的越界、滑落与压抑、空无与矛盾。四、转化性借用庄子“罔两问景”的寓言,分析并再现一种影外微阴“罔两”的位置,以试图走出二元框架下“形影不离”式的抗殖民方式。
在刘人鹏对女权论述脉络的清理和批评中,最成功和最精彩的论述是针对晚清的两个部分:一是从马君武的翻译谈到晚清对“强”的认同,以及这种认同与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的纠缠;二是由强权观念引申出来的对“西方美人”概念的建构。
长期以来,海内外的清末民初历史研究延续的是一种刻板的叙事模式,正如刘人鹏指出的:“这个叙事,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帝国主义的叙事。藉着生长—移植,飘洋过海—发奋兴起这样的自然或经验心理过程,将西方—非西方,欧美文明—东方落后等对立项,凝固于一个非历史的状态中。这也同时将语言、文化、文明之间历史性的不对称自然化。于是,在这样的叙事中,建构出了中国人接受西方男哲人之女权学说的方式,以及中国女人‘奋发兴起’的原因与结果。在这样的叙事里,当时反对女权说的西方男性知识分子,或是当时西方女权运动所经历的反对抗争过程,几乎不被算为欧美文明,‘欧美文明’成为殖民叙事中制作的一朵窈窕的玻璃花。”(第78—79页)刘著所要解构的就是这样一种叙事。
在有关对强权认同的论述部分,作者一针见血地点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晚清以来过于心切地追求强与富而导致的对帝国/国族的完全认同,在这种认同过程内又掺杂了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刘氏谓之“阶序格局”),从而使中国现代的平等观深深地烙上了等级观念的印记。该著的这一论述存在着较高的危险系数:它很有可能被理解成是一种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从而批评和否定现代中国自身所建构的平等观念,乃至于批评或否定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我认为,刘人鹏在论述中确实大量地援引了西方现代性理论,尤其是借用了不少后殖民理论,但这并未妨碍她对中国问题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也就是说,刘人鹏对晚清平等观的批评并没有因为借用西方理论而显得囫囵吞枣或隔靴搔痒,以西方为参照系批评晚清的某些观念建构也并不等于“西方中心主义”。这里援引作者的几段论述以便清晰地展示其论点既犀利又确切的一面,从中可以见出她无论是对“西方”还是“中国”都保持了一份审慎:

在帝国/国族主义生产出来的“西方——中国”这个权力不平衡的二元项里,制造了一种“西方”与“中国”的时差,而在时差中,具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或者存在于古老以前的中国,或者存在于现代眼前的西方。此时此刻的中国则是一片被掏空的废墟。(第49页)
“我们”其实既不是中国,也不是西洋……“我们”与“中国”并非一体,而似乎有着时间上的距离,但这个距离在提出“西洋”时被消除……“中国”也因而在“我们”与“西洋”并列的时刻,成为一个永恒的过去式。但“我们”可能疏离彷徨交战于中国与西洋之间,想要学习、模仿、追赶“西洋”的欲望,与想要壮大独特之自己的欲望,纠缠在一起。(第76—77页)
有心的进步性知识分子所能开创的新学问,坦诚说来,正是古经典与西书的翻译(与再翻译),加上游走于新旧学科边界的主体理想,所混合构成的杂种“新学”。(第50页)

很显然,在“西方—中国”这个权力不平衡的二元项里,作者自然是向“中国”倾斜,指认中国是“弱项”,而刘人鹏所要批评的启蒙家们都自然是向“强”认同的,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认同以及“新旧”的杂糅性构成了中国现代女权问题的前提,无论是马君武翻译第一部西方女权主义著作——斯宾塞的《女权篇》,还是金天翮撰写的中国现代第一部女权论著《女界钟》,抑或“兴女学,废缠足”的女权口号,它们的源头都在对强权的认同,同时又游走于新旧之间。也许这样的论述会遭“众怒”,因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更多地是对那些声称“第一”的男性创举持全面肯定和欢呼雀跃,因为我们对“中国男性女权先声”心存感激,没有他们的那些“第一”何来今天的女性独立和进步?然而心存感激也罢,欢呼雀跃也好,都不应当妨碍我们审慎地看待历史,也不应当妨碍我们相应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具体的历史作具体的分析和批判。以金天翮的《女界钟》为例,虽然它在20世纪初曾经名震一时,然而随着中国启蒙话题的一再深化,它对后世的影响几近于销声匿迹。自1903年此书出版以后的几十年间它很少被主流学界所提及,甚至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盲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它又被重新“发现”。就我所见,出自于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此书的研究以李又宁写于90年代初的《〈女界钟〉与中华女性的现代化》为代表,而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学者们则在妇女运动史著作或其它历史叙述中一再地肯定《女界钟》的历史地位。这些文字多为介绍或重新发掘历史资料,如果说有评价也多为赞誉。《女界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海内外开始频频关注这部女权著作。李小江曾于2003年5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是这个男人敲响了中国“女界钟”》一文,但李文基本沿袭的是以往的看法,对金一(包括整个清末民初的女权启蒙)未能进行反思性的批评。2004年6月,为了纪念《女界钟》诞生一百周年,上海举行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学术研讨会,但真正研讨《女界钟》的论文屈指可数,其中王政、高彦颐、刘禾的“三人谈”则一改以往女性对“男性女权先声”的“感恩戴德”而大刀阔斧地批评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女权启蒙。有意思的是,刘禾在这篇“三人谈”中与刘人鹏一样注意到:“为《女界钟》作序的林宗素说:‘金一是中国女界之卢梭也’,这太有讽刺了,也太准确了,因为卢梭就是一个反女权的思想家。”刘人鹏早在2000年就对此有了详尽的论述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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