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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现代与传统之间


□ 刘慧英

曾几何时晚清成为一个令许多人心仪的历史时期,一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使得曾经辉煌一时的“五四”减色三分,而让曾经黯淡无光的晚清大为增色,这都源于一定的历史语境。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刘人鹏的《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只标明页码)一书就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晚清热”中,它不仅谈晚清,还谈晚清的女权,晚清与女权构成了这本书的主题,也构成了读者心中的问题。
刘著共分四个部分:一、以追溯中国传统等级文化为开篇,进而试图讨论晚清出现的“男女平等”论与传统圣学论述阶序格局的关系,以及在晚清语境下“平等观”的多重翻译的杂糅性。作者认为,这样的“平等观”一方面翻译了传统儒、墨、佛等不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翻译了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它镶嵌于后/抗殖民情绪的二元结构,以及性别体制的二元框架中。二、以马君武在1902年所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为例,试图勾画这个翻译过程中,透过原本已不平等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移动与转换,折射出帝国/国族主义之殖民认同与反抗,以及这个认同/反抗中摆荡在性别、国族之间的复杂权力结构与交织作用。三、分析晚清至“五四”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美人”的欲望,论述帝国/国族、性别论述中纵横交错的结构关系,以及现代化进步论述中各种抽象范畴所含括不了的越界、滑落与压抑、空无与矛盾。四、转化性借用庄子“罔两问景”的寓言,分析并再现一种影外微阴“罔两”的位置,以试图走出二元框架下“形影不离”式的抗殖民方式。
在刘人鹏对女权论述脉络的清理和批评中,最成功和最精彩的论述是针对晚清的两个部分:一是从马君武的翻译谈到晚清对“强”的认同,以及这种认同与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的纠缠;二是由强权观念引申出来的对“西方美人”概念的建构。
长期以来,海内外的清末民初历史研究延续的是一种刻板的叙事模式,正如刘人鹏指出的:“这个叙事,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帝国主义的叙事。藉着生长—移植,飘洋过海—发奋兴起这样的自然或经验心理过程,将西方—非西方,欧美文明—东方落后等对立项,凝固于一个非历史的状态中。这也同时将语言、文化、文明之间历史性的不对称自然化。于是,在这样的叙事中,建构出了中国人接受西方男哲人之女权学说的方式,以及中国女人‘奋发兴起’的原因与结果。在这样的叙事里,当时反对女权说的西方男性知识分子,或是当时西方女权运动所经历的反对抗争过程,几乎不被算为欧美文明,‘欧美文明’成为殖民叙事中制作的一朵窈窕的玻璃花。”(第78—79页)刘著所要解构的就是这样一种叙事。
在有关对强权认同的论述部分,作者一针见血地点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晚清以来过于心切地追求强与富而导致的对帝国/国族的完全认同,在这种认同过程内又掺杂了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刘氏谓之“阶序格局”),从而使中国现代的平等观深深地烙上了等级观念的印记。该著的这一论述存在着较高的危险系数:它很有可能被理解成是一种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从而批评和否定现代中国自身所建构的平等观念,乃至于批评或否定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我认为,刘人鹏在论述中确实大量地援引了西方现代性理论,尤其是借用了不少后殖民理论,但这并未妨碍她对中国问题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也就是说,刘人鹏对晚清平等观的批评并没有因为借用西方理论而显得囫囵吞枣或隔靴搔痒,以西方为参照系批评晚清的某些观念建构也并不等于“西方中心主义”。这里援引作者的几段论述以便清晰地展示其论点既犀利又确切的一面,从中可以见出她无论是对“西方”还是“中国”都保持了一份审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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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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