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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择“主义”的三重维度


□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维武

  1918年至1920年,是毛泽东上下求索选择“主义”的时期。这一“主义”的选择过程,在1921年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这次会议从元旦开始一连开了三天,所讨论的主题就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主义”,以此来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思想。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发言的内容,经毛泽东在这年春季整理,撰写并铅印成《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这次报告记录了该次会议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和会员环绕“主义”问题的论辩与选择。其中,毛泽东在会议第二天的发言尤其重要。他首先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主义”——“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进而分别予以评论、加以考量,得出结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国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毛泽东对“主义”的这一选择,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新民学会,以至对现代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深入理解毛泽东的这一历史性选择,对于正确评价他的历史功绩和影响有重要意义。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在得出这个结论时,有哪些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呢?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是19、20世纪之交以来的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所致,如旅美学者张灏说:“这种革命思潮,以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为基础,变成马列主义在五四后期进人中国的踏脚石,也形成中国共产主义散布的思想媒介……从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认识为何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对30年代到70年代的人有这样的魅力和影响力。”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务实性格和民粹主义所致,如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说:“务实性和民粹主义使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入党。”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亲历五四运动、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如丁祖豪等说:“毛泽东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转变发生在1918年到1921年间,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促使他完成了这一转变。”

  这些不同看法当然各有其合理性,但都是从单一维度来说明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或重视心理因素,或强调性格因素,或力主学理因素,而没有看到这一选择的实现其实包含了多维度的因素。正是这些多维度的因素,共同促成毛泽东对于“主义”的选择,并使这一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长久的生命力。在这些维度中,最值得关注的有时代、实践和学理三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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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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