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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祖传秘方


□ 戴建业

尽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断言“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版,287页),蔡尚思先生也在九十年代初著文说“张舜徽先生无愧为学问的通人”,并认为二十世纪“只有柳诒征、钱穆和张先生少数人才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通人张舜徽》,香港《大公报》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一代通儒”张舜徽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说起清代学术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梁、钱二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少有人提及张先生的《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和《清儒学记》,更别说他的《清人文集别录》(以下简称《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以下简称《条辨》)了,好像只有李学勤先生说过《清人笔记条辨》“是专论学术及学术史的著作”,并说该书是他时常翻阅的枕边读物(《读〈清人笔记条辨〉札记》)。
我国古代可称为“学术史”的著述不外乎两类:一为目录学或校雠学(张舜徽认为称“校雠学”更准确),一为学案或学记,前者通过对“书”的归类来明簿录体例,后者通过对“人”的阐述来辨学术流派。二者学术理路虽有不同而学术宗旨却完全一致,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其旨归。《别录》和《条辨》当属前者,《顾亭林学记》、《清儒学记》等“三记”则属后者。十年前我曾翻过《别录》与《条辨》,当时未能识得二书的深处与好处。近日又重读二书的新版,自觉以“别录”这种体式来总结清代学术,自有其他学术概论或学术史所不可替代甚至无法比拟的长处。
别录之体创自刘向,他校书秘阁时每一书校毕便写下叙录,论书之旨归,辨书中谬误,原本载在本书,后又裒集众录而称为“别录”。张氏在《别录·自序》中解释说,所谓“别录”就是“纂辑群书之叙录,都为一集,使可别行云尔”(《别录》,1页)。由纪昀总其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别录”这一体式的集大成者。张的《别录》、《条辨》虽远绍子政而近踵晓岚,但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群书条分部类,而是要阐述有清一代学术的兴替与学风的嬗变,他在《自序》中揭明了《别录》的义例与宗旨:“顾每集读毕,辄好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别录》,1页)事实上,《别录》也好,《条辨》也好,作者都是将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来写的。
虽然此二书是当作学术史来写,但在写法上又与通常见到的学术史大不相同。不妨将它们与梁、钱二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一比较。如果说梁、钱二人的学术史只是清代少数著名学者的“特写镜头”,那么张氏二书便是清代学者的“集体合影”;如果说梁、钱二人只描绘了十几株或几十株清代学术史上的“参天大树”,那么张氏二书呈现的便是清代学术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如钱穆《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凡十四章,除第一章“引论”外,其余十三章从清初黄梨洲到清末康长素,分别以十七人为标题,主要论述的也是这十七人,另附论的有三十四人。被有清学人自诩为“国朝学术前无古人”的清代学术,显然不是这十几个人能支撑起来的。更何况其中有些人能否代表清代的最高学术水平还是个问题,如“第七章李穆堂”、“第十一章龚定庵”、“第十二章曾涤生”,李绂学宗陆九渊而不坠虚玄,重视躬行实践和匡时济世,虽然于经史根底较深,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学者群中他还算不上学术大师;龚自珍也并非清代的硕学鸿儒,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可能高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至于曾国藩更不是以学术名世,尽管事功辞章都为当时士人所称道,但于经、史、子学都非专门。张氏的《别录》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博览清人文集一千一百余家,略加删汰后《别录》中“录存六百家”,作者在序中相当自信地说:“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钱著的清代学术史是少数学者或思想家的单线排列,只让寥寥几个人唱独角戏,而张氏的清代学术则可谓千汇万状,许多学者都纷纷走到台前,由十几个人的清唱一下变成了六百人的合唱。这儿有淡泊自守的学人,也有热衷仕宦的官僚,有专治文字经史的人文学者,也有以天算为绝学的科学家;这儿有同代学者思想的不谋而合,也有同代或异代学人的思想交锋,有不同学术派别的相互渗透,更有不同学派的门户之争,众多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学术个性、学术风格交织在一起,于同中见异,在异中显同,使清代学术史多彩多姿。
张氏的这种写法难以凸显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点“重点不突出”,但它让读者更易于从整体上把握一代学术的兴替和特点,更易于了解某历史时期学风的变化,同时也更易于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思想。以清初的学术为例,梁、钱的学术史都突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张氏虽极力推崇这三家“意量之宏,规为之大”,但他着力的是清初学术群体,叙录的文集七十多部,论述的学人近六十家。从这里可以看到顾、黄、王三人的思想并非空谷足音,很多人不仅议论与他们三人好像同一声口,治学路数也好像“如出一辙”(《别录》,7页)。且不说远在僻壤尚未进入学界视野的王夫之,顾、黄二人虽然受到学人敬重,当时在同辈中也并未达到让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其时学术成就与顾、黄相近的人不少,有的甚至可以与他们比肩,“时论以李、黄宗羲、顾炎武及(朱)鹤龄,并称海内四大布衣”(《别录》,6页),有人还将钱谦益、黄宗羲与顾炎武并列,那时以学问雄海内的人还有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钱澄之等。钱澄之说炎武之学“详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经”,他本人治学“无所依傍,自辟蹊径,孤怀高识,创见极多”。张氏认为澄之“治经之功,似非顾氏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论清初学术者,何以忽之”(《别录》,18—19页)。朱彝尊“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别录》,52页)。毛奇龄同样“博学雄辨,固是不废大家”,清人甚至将“乾嘉学术开山之功,推诸奇龄”(《别录》,42页)。清初学术“体用兼该,气象博大”(《别录》,3页)。这一博大的学术气象是当时南北学者共同形成的,顾、黄、王只是这个学术团体中较为出色的代表。当时的学术界绝非只由他们三人所形成的学术孤岛,而是由许多优秀学者组成的学术高原。假如学术史只大谈他们三家,那么他们在清初就好似天外来客,只有“请出”当年与他们并肩前行的其他优秀学者,我们才会对清初学术形成清晰的轮廓,也才会对他们三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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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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