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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80后:社会运动的前锋


□ 张铁志

  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
  
  在香港,过去这两年,80后青年的社会运动成为重要社会现象。他们反对建立香港到深圳的高铁、保卫这条高铁经过的农村菜园村,几千人围住立法会,几十人下跪苦行,希望唤起社会关注。这些冲撞与反抗震惊香港社会,让学者和媒体纷纷寻找各种解释,为何原本以为比较自利、冷漠的新一代,竟然掀起香港社会的巨大骚动。
  这个80后/七年级生现象也正在台湾发生。
  1980年代时,随着整个社会力的解放,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开始冲撞体制,校园中也出现学生去争取学生权益,或者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到1990年3月,在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运动为最高潮。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逐渐退去,许多人开始说学生运动已死。
  到了2000年以后,当这些成长到20岁的80后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说他们是不能承受压力的“草莓族”,或者说是不行动只会在网上发牢骚的网民,说他们更现实、功利,不重视严肃的思考。
  这个说法有事实也有迷思。
  首先,在1990年代,随着台湾逐渐建立起形式民主、早期反体制社会运动的日益制度化与专业化,以及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支配力,1980年代大规模的反抗风潮似乎只成为浪漫乡愁。以往,反对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认为是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的罪恶,但现在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抗议的对象不再如此简单,问题更为复杂,但这当然不代表社会矛盾真的减少,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与思考。
  再者,这个青年世代的确在某程度上比20年前更轻盈,但这不是专属于这个世代青年人的特质,而是当前整个台湾公共领域的病症,台湾的公共领域尤其媒体日益苍白贫乏,八卦娱乐化。我们必须自问:现在台湾主要媒体提供多少思辨养分给年轻人?当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缺乏历史感时,主流媒体又有什么历史感?20年前虽然信息相对稀少,但是有更多深刻讨论问题的报纸版面和思想性杂志。
  当然,这是一个网络时代,因而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存在更多另类的公共领域,让有心的年轻人更能接触到广泛而深刻的信息与知识。这也使得上述的结构性困境有了一个出口。
  而事实上,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校园中从来不乏关心或从事校园改革或社会实践的学生。而从六七年前开始(也正是网络开始普遍时),更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世代:先是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守护乐生疗养院的行动(这个疗养院是一个住了一批麻风病患并具有文化古迹意义的场所,政府为盖“捷运”要拆迁),令人意外地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并逐渐形成一个行动网络。然后2008年年底爆发“野草莓运动”,几百人从坐在“行政院”到在自由广场埋锅造饭,要求修改台湾过时保守的“集会游行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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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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