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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人心态与唐侠女形象的嬗变


□ 陆学莉

  在中国文学史上,侠女形象第一次大量出现并且绽放异彩是在唐朝。到了明清,侠女形象又再度兴盛起来,文人掀起改编唐侠女作品的热潮。从作品数量看,明清戏曲小说关于唐侠女形象的改编作品至少在二十五篇之上。从作家数量看,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二十位作家对唐侠女形象进行过改编。其中既有著名文人学者,如蒲松龄、王士稹、王夫之等;也有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如写《卫女》之汤用中。从文体来看,明清时期各种叙事文学样式都有以唐侠女为原型的改编之作,白话小说如《蔡瑞虹忍辱报仇》、《侯官县烈女歼仇》、《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二奇合传》第八回《谢小娥智擒群盗》等;文言小说如明冯梦龙《情史》中的《申屠氏》、《红拂妓》、《荆十三娘》,蒲松龄的《侠女》、《庚娘》、《商三官》;戏曲明杂剧如凌濛初的《北红拂》、冯梦龙的《女丈夫》、明传奇如张凤翼的《红拂记》以及清杂剧如王夫之的《龙舟会》、尤侗的《黑白卫》等,均为有关唐传奇的改编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向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纵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曲,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教化的意图。教化思想深深扎根于古代文人、学者的心灵深处。随着封建礼教意识的逐步强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最后时期的明清时代,是推进儒家文化最成熟的时期。明清统治者注重文学教化手段,以程朱理学作为控制国人的根本思想。明代统治者独尊朱熹学说,明确钦定以伦理纲常为根本特点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寻找理论依据。清统治者在统治思想方面与明代一脉相承,竭力推行教化观念。康熙在《学校论》中谈道,治天下之道“尚教化以先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都大肆倡导女教,女教即妇教——要求妇女必须遵守的行为道德规范。明太祖就命儒臣修《女戒》,而后永乐、洪熙、宣德诸朝都非常重视弘扬女教。各级地方政府都积极地向朝廷呈报本地女子的奇节异行,大树贞节牌坊,当作美德大肆宣扬。在这种社会环境熏陶下,文人形成了强烈的教化心理,就成为传播与实践教化思想的主力军。理想型侠女嬗变模式以“慧眼+妇德+英雄”为特点,体现出明清文人实践教化思想的积极探索,即在和平岁月里,女侠则回归传统女性特点。文人极力塑造侠女貌美如仙、女红伶俐,且有智慧才能,即重点刻画“慧眼+女德”;当自身有冤仇尤其是国难当头时,女侠则一改柔弱本性,要么手刃仇人、报仇雪恨,要么冲锋陷阵、杀敌报国。所以,明清时期侠女形象总体上要么柔情似水,与传统女性极为相仿;要么豪气冲天,凸显其阳刚之气。
  张凤翼《红拂记》是“慧眼+妇德”的代表之作。一方面通过红拂女的念白和唱曲,抒发其怀春、恋情、闺怨之感,凸显红拂柔情似水的女性情怀;另一方面重墨渲染红拂支持并鼓励丈夫追求功名利禄,尽显其贤惠、善于理事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春愁别恨,还是居家过日,都是我国传统女性形象的理想特征——鲜明的妇德意识,这与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红拂女性格迥异。唐传奇中的红拂女更多的是大胆执著,敢爱敢恨,脂粉气少,英雄气盛,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洒脱豪迈的气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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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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