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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 刘 禾等

  二○○九年八月,本刊编辑部和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刘禾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座谈会。会后,编辑部对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稍加整理,形成文字,编成以下一组笔谈。因篇幅有限,难以登载全部发言,特向诸位学者表示谢意和歉意。
  ——编者
  
  “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
   刘 禾
  
  有关本书的中译本形成的前后过程,我曾在书中写过一篇后记,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在二○○四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即《帝国的碰撞》。我把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帝国的话语政治》,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名更能抓住本书的实质。也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选择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外国际关系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自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现以后,思想史的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知识考古学对传统思想史的否定是很彻底的,也是很致命的。福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景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这一独特的思路,给国外的历史学科和其他各个学科,都带来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当今的西方学术,也包括欧美以外其他地方的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如何进行历史写作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话语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思想派生思想的历史。
  不过,这里马上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当人们沿着福柯的思路对话语实践和它的历史进行梳理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维度,这一点既表现在学者处理历史档案和文献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理论洞察和分析力度方面。所以,我十五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时的初衷就是,能不能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方法论上做一点突破。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帝国研究。目前国外的新帝国研究已经与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之间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新帝国研究,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互动的历史研究方面,我认为新学术发展得相当缓慢,主要是由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至今还在统治和引导我们观察近代史的方式。设若我们换一个视角,也就是从话语政治的视角出发,对中外历史文献进行全新的分析和诠释,并把这些分析和诠释,与当今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这一类重大的问题放在一起解读,那么就可能得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近代史的叙事恐怕由此就得改写。
  我在书中强调的是,近代史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它与当代的和目前还在展开的世界大格局密切相关,这种时间性也是后殖民理论以来的新帝国研究学者尤其重视的。因此,对于时间脉络的追踪和分析,同时也必然要对近代史的时间框架提出新的挑战,甚至要对历史和时间的关系提出一些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思考和理论建树。举例说明,前些年资助美国打海湾战争的那些大石油财团,其中就有十九世纪英国对中国鸦片战争中大发横财的一些家族的后代,比方说英国石油公司的一些主要股东。这说明,在当今的石油战争和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纽带。假如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地研究鸦片战争或者近代史,而没有把后来以至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放在眼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掉一些重大的思想环节,也就失掉了我们关怀近代史的根本理由。因此,从话语实践的层面出发,如何思考历史叙事的时间,在历史与当代的时空之间能否发挥新的想象力,并且打开新的诠释可能性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当前国际政治的判断。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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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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