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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社会权利与社会合作之缺


  中国的劳动社会问题出现了全新的动向和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社会问题逐渐增加而且复杂化,但一直没有演化为全局性的制度性危机。这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别。长期以来的党政主导和社会参与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简称维权机制),是一种制度性合作机制,现在面临考验。劳动社会事件集中发生,并反映出上述机制存在缺失。

  我们曾经把中国劳动社会进程的框架概括为: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其动力,劳动者主体的诉求和行动是其基础,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接纳和跟进是其良性演进的关键。

  劳动社会事件表明,前述框架需要补充,其中对劳动者的诉求和行动,要强调主导方主动与之协调。在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之中社会改革应该成为主体性改革,而非被社会推着走。维权机制缺失据2010年9月全国总工会提供的信息,2010年以来劳动社会事件发生频繁。提高工资待遇的突发性事件增多,社会影响较大。此外,数据显示,2009年劳动争议案件已居历年来的高位,2010年截至上半年更是出现了井喷趋势。

  上述劳动社会事件不仅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大,而且自发性、突发性和扩散性显著。特别是富士康事件和南海本田事件,员工自杀后的惨烈后果和地方工会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新一代工人有着更多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其表达也更具直接、开放、公开、多样等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多年来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农民工受到的身份歧视,演化为全社会都在热议的问题。加之网络、手机通讯等媒体的迅速传播,2010年的劳动社会事件显现聚集效应,出现超出企业、社区而跨地域的呼应和联系,实际发生率和发生强度都远高于上述统计。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工人不选择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这一途径?基本原因是,自上而下行政化规制的主导,缺失自下而上多种社会权利和社会合作的建构。

  制约和机会并存

  维权机制的缺失需要补救。而实施这种补救却存在着限制性因素。最突出的是,劳动社会事件的解决往往不纳入制度化渠道。在一些发生事件的地方,甚至动用警力回应工人的和平诉求,如平顶山、昆山、无锡等地。南海本田通过与工人协商达成了工资协议,而对工人改选工会诉求的回应相对迟缓。富士康集团单方决定涨薪,却不启动协商程序,工人仍然没有得到依法应该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共决权。

  上述缺憾由来已久。中国近代以来就存在社会权利和社会合作的缺失,至今没有切实的改观。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取得政权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强调国家的“统制”,对劳工组织采取了控制和限制的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对运用社会协调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做过尝试。由于对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而后一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

  此外还有结构性原因。2010年劳动社会事件多发,使工资集体协商作为解决问题的制度选择重被提起。其实,早在1994年《劳动法》中就做了规定,但是推行的效果一直不理想。企业担心工人要求过高,工人担心企业不愿协商,政府担心失控,有人认为赋予工人罢工权和企业闭厂权才是根本,有人主张政府实施严厉惩罚。所有这些,都是以利益的计较为重心的。其实,协商是一种妥协性合作,更需要的是诚信关系的建立,而这却被大大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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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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